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家庭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债务积累和财务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住房支出对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其财务杠杆率上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无住房产权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住房支出在家庭财务杠杆率增加消费总支出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举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在家庭财务杆杆率反向影响日常生活开支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遮掩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合理控制家庭部门财务杠杆率的上升，谨防债务过度积累给家庭和社会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家族生命周期资本负债表、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破产概率

本文基于消费函数理论,构建家庭生命周期资本负债表,以此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再利用破产概率理论修正现有衡量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理论——财务边界理论,即由静态向动态拓展并包含外部冲击,给出其一般形式的解和特殊分布下的显式解。本文利用易纲(2008、2020)文中和国家统计局中的相关数据,给出家庭资本负债表中流动性资产、工资收入和生活支出等部分数据,并基于修正后的财务边界模型进行简要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居民部门总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违约概率不高,但损失强度和损失规模两项指标单个或同时增加时,低收入群体的违约概率将增加且存在违约概率骤增的"奇异点"。     

房价变化、家庭消费决策与风险规避——来自我国城镇家庭的证据

本文采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数据实证分析了房价变化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房价上涨不会通过抵押效应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产生影响;(2)可预见到的房价上涨会抑制家庭消费;(3)未预期到的房价变化会对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从而也会对家庭的总消费产生正的影响;(4)未预期到的房价上涨会刺激家庭的购房需求,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家庭会提前购房。     

数字金融对居民的债务扩张效应北大核心

数字金融在缓解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助推居民杠杆率短期内快速攀升。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年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的债务扩张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推高居民资产负债率,数字金融存在债务扩张效应且具有典型的“长尾”特征;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支付机制、融资机制和投资机制三种渠道实现债务扩张;数字金融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受到传统金融发展的影响,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越低,数字金融的杠杆提升效应越强。综上,本文认为,满足普惠的需求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并不等同于“数字金融”+“普惠群体”。为降低居民负债尤其是“长尾”群体的负债风险,数字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应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的合理性,而需求方应加强风险意识,量入为出、合理负债,政府也应加强引导。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家电下乡”政策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在2007年底出台“家电下乡”政策.至2011年11月底, “家电下乡”政策在最早试点的山东、青岛、河南、四川4个省市停止实施. “家电下乡”政策究竟有没有起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农民收入、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家庭因素、耐用消费品存量、部分政策因素等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结论.     

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效应分析——基于2006-2009年的经验数据

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普遍不合理,并没有充分发挥债务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本文以我国电力行业四家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基于其财务杠杆效应的利用现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净资产收益率与负债权益比、债务利息率、息税前利润率等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及显著性,从而为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效应的有效利用提供理论指导与实务借鉴。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信用卡、风险应对与城镇家庭股市参与

信用卡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平滑消费,但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尚缺少事实检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和2013年的调查数据,本文首次检验了信用卡对城镇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制家庭财富、融资渠道、社会资本等特征,持有信用卡在边际上促进了家庭的股市参与率,股市投资额取决于信用额度。(2)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并未像流动性约束理论预测的可以平滑消费,反而刺激了家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最终提高了储蓄率。原因在于,中国家庭更多地将信用卡作为应对未来短期突发性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在当期将更多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上,以实现资本积累。使用信用卡数目、信用额度等多种衡量方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IV)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等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稳健。该研究有助于理解信用卡在中国家庭投资决策的作用,并为流动性约束或有限股市参与假说提供中国经验。     

住房价格、房屋购买与中国家庭杠杆率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层面的住房价格数据,从住房购买需求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急剧上升的解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探讨了房价上涨对家庭杠杆率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推动了家庭杠杆率的急剧攀升,从数量上看,房价每上涨1倍,样本期间的家庭贷款数额将会增长288.1%,家庭杠杆率将上升39.2%,而此部分贷款的增加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私人借贷,由房价导致的家庭借贷数额和杠杆率的上升大概占到购房家庭总体借贷数额和杠杆率上升的90%左右。机制分析表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刺激了家庭必需型和投资型住房需求,并提高了家庭的借贷意愿和风险偏好。分样本的探讨发现,这一效应对于非农户口家户以及有配偶和子女家户的影响更为明显。     

Housing,Illiquidity, and Wealth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model of asset allocation relevant for the representative consumer. Consumption is composed of two items: housing, and other goods and services. The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s balance sheet consists largely of a house and a mortgage. Its income statement is dominated by labor earnings, constraining cash expenditures. Housing-market behavior thus underlies intertemporal wealth and consumption allocation. With a housing-dominated portfolio and a maximizing plan, a plausible bound on the intertemporal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in consumption can be estimated for a typical household. The model takes account of idiosyncratic characteristics of housing returns and finance. Underwriting standards oblige borrowers to secure mortgage debt with a housing asset and with cash flow, usually from labor income. Access to the mortgage market depends on the loan-to-value ratio, or leverage and debt size, and the debt-coverage ratio, or cash solvency. If there are seasonals or predictable patterns in house returns, their magnitude is amplified for the typical liquidity-constrained household. Empirical results for the aggregate U.S. market confirm predictability and serial correlation in house capital gains. There are seasonals in housing returns. While there is no January effect, above-average returns are obtained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家庭杠杆率快速上升,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关系引发热议,相关文献 反映出：（1）家庭适度负债能促进消费增长;（2）家庭杠杆率上升存在临界值;（3）快速加 杠杆是主要风险来源;（4）识别家庭债务异质性可以缓解信贷约束。目前我国家庭杠杆率依 然处于合理区间,但需重视快速加杠杆带来的风险隐患。为保持居民消费平稳增长,本文提出 从供给侧优化金融条件,从需求侧约束快速加杠杆行为,并发挥减税的收入调节作用等建议。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