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公益捐赠是在政府和市场发挥作庸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而通过一定比例的免税优惠制度鼓励公益捐赠行为,已成为国际通行惯例。近年来,我国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较快,社会慈善大环境、公众的捐赠热情、慈善组织的建立完善等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局面。特别是汶川地震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认真落实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合作—收益分析框架下的现代慈善运行机制研究

与传统慈善相比,现代慈善在覆盖领域、参与主体、运行方式和功能定位上不断延伸拓展,呈现出一种基于私人自愿无偿捐赠或服务的公共产品合作供给外观。基于"社会人"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政府组织、慈善组织、捐赠者、受益者、公众媒体等利益相关主体以不同的角色和方式参与慈善合作。主体间的互动推动着慈善合作的不断演进,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政府组织对基本制度框架的供给,慈善组织对服务平台的搭建,公众媒体等对价值共识的凝聚是维系和促进现代慈善合作的关键因素。     

上市公司慈善行为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分析

利用117家A股上市公司在2011~2013年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慈善捐助行为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慈善捐赠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活动会增加企业经营绩效,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并成为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一种方式。企业应把慈善捐赠行为融入长期发展战略中,并将企业的慈善捐助行为转化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论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的忠实与勤勉义务

妥当定位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的行为规则,是解决公司慈善捐赠活动中各种利益冲突的关键.客观上公司慈善捐赠会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但董事决策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目标却应该与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相一致,即促进公司利益最大化.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需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以公司利益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竭力通过捐赠促进公司长期与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国外企业慈善研究述评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慈善的研究历史较长,研究也较深入。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并从企业内部结构、企业绩效、市场反应、税收激励等方面对企业慈善捐赠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企业慈善的研究,也对企业慈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外企业慈善研究,从理论到实证,从数据到方法,都值得我国学术界学习和借鉴。     

个人捐赠何以可为:慈善信息与组织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

捐赠作为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实证调查基础上,运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了慈善信息、组织信任与个人捐赠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慈善信息的获取对捐赠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其中通过新兴媒介获取慈善信息的影响远远大于通过传统媒介获取信息的影响;慈善信息的获取不仅直接影响个人的捐赠行为,而且可以通过慈善组织信任度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个人捐赠行为。     

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税收筹划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从社会中获取的一部分利润以捐赠的形式回报给社会,既支持了社会慈善事业．也可以享受到税收上的优惠．可谓一举两得。今年5月汶川发生地震后．许多企业都向灾区进行了捐赠．因此．像这样大规模的捐赠行为不仅会提高企业的慈善公益意识．也给企业如何开展公益性捐赠获得最佳社会和税收效果提出了新课题。     

企业策略性捐赠行为研究:慈善投入的视角

策略性慈善捐赠能兼容企业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它将企业的捐赠引向既有利于其商业利益又服务于受益组织或个人的慈善行为。波特以来的学者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企业如何通过慈善捐赠项目获得收益这一问题,而本文在分析了影响企业“慈善投入”的各种因素后,对企业如何选择最优化的慈善捐赠行为作了深入研究,进而得出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选择的相关路径。     

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现状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传统的生产要素对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已凸显瓶颈制约时,企业将慈善捐赠纳入到经营管理战略体系中,以获取竞争优势、改善企业业绩及提升企业价值已逐渐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推动社会捐赠的税收政策探讨

一、完善捐赠税收政策,调动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赠积极性当前能享受税收优惠的捐赠行为十分有限,多数慈善基金组织是以挂靠企业的形式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个人捐赠、实物捐赠等缺乏相应的税     

实物期权、企业慈善与融资约束

以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揭示了民营企业一面有较高融资约束,一面慷慨捐赠的真实动因。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慈善捐赠带来的实物期权累积得越多,慈善捐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越强。研究结论深化了对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认识,并对相关监管部门引导民营企业融资和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具有一定的启示。     

论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

本文主要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讨论,针对捐赠的决策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不应对捐赠决策者给予一概而论的规定,而应抓住新公司法"还权于民"的立法精神,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其后,文章探讨了捐赠决策者的约束机制,并对公司慈善捐赠决策的救济从多个部门法的角度加以阐释。     

精准扶贫与慈善捐赠——一个比较研究

精准扶贫与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精准扶贫强调行政引导,慈善捐赠依靠市场自觉,其共性与个性是否产生经济后果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以2016-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精准扶贫与慈善捐赠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从企业特征出发,国有企业更加倾向于精准扶贫,非国有企业更加倾向于慈善捐赠;在经济动机方面,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或慈善捐赠主要基于形象塑造、产业关联、政策压力和战略发展等动机;关于经济后果,相比于慈善捐赠,精准扶贫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更持续的长期贷款、媒体关注和广告效应,并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本文研究补充了自愿性社会责任与强制性社会责任差异等方面的文献,同时也表明精准扶贫是一项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共赢”的战略部署。     

“明星”企业慈善捐赠示范效应的实证研究

慈善捐赠是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明星"企业作为社会精英和社会标杆,社会大众对其慈善捐赠表现寄予更高的期待,因此,"明星"企业无论出于主动意识还是被动压力,在慈善捐赠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慷慨,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3年年报中的慈善捐赠数据和财务数据,以及社会媒介中各种企业排行榜数据,实证考察了"明星"企业在慈善捐赠中的示范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明星"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确实表现得更为慷慨。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性质的"明星"企业比民营性质的"明星"企业在慈善捐赠时更为慷慨。以上结果表明,"明星"企业确实不负众望,在慈善捐赠方面具有显著的社会示范效应,而且国有"明星"企业的这种示范效应更为明显。     

商业银行的慈善责任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比较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因灾难频发,慈善责任成为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慈善责任集中表现为慈善平台和慈善捐赠,慈善捐赠中包括物资捐赠和服务捐赠,物质捐赠中的捐款多用于赈灾,扶贫、教育事业等方面。由于我国有关捐赠的法律不完善,慈善捐赠缺乏规范管理,商业银行慈善责任激励机制尚未完善,因此慈善责任力度偏弱,信息披露不充分。对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对策。     

正大 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正>一提到社会责任,我们往往会想到慈善、公益事业和服务社会的活动,而忽略了企业本身经营行为的影响。正大集团进入中国近30年发展历程当中,先后捐赠3亿元人民币用于慈善、公益事     

享受行善的税收减免

慈善捐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年很多企业和老百姓都会向各种需要救助的群体提供数额不等的捐赠。而捐赠免税是国家对捐赠行为的一种认可和激励,是捐赠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在西方国家,许多富人乃至平民百姓对捐赠都非常慷慨,就是由于这些国家存在非常优惠的鼓励捐赠的税收制度。     

论公司捐赠与股东利益

公司捐赠行为是公司承担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方式,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受益于社会公众,是值得鼓励的慈善之举。但是从另一方面,即公司股东的角度看待,公司的捐赠行为意味着公司资产的减少,也将导致股东利益直接减少。如果股东之所以设立公司或者购买公司股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那么公司的捐赠行为必然直接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产生一个矛盾。本文从这个矛盾为中心点,分析两者的冲突之处与一致之处,并为股东对公司捐赠持有异议提出权利的救济方法。     

城乡居民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差异实证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借助CATI随机调查辽宁省14市及所辖农村中811名居民,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来研究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个人日常捐赠行为和特殊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等因素对城乡居民的日常捐赠行为和特殊捐赠行为均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城市居民的特殊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且不同年龄城市居民间的日常捐赠行为差异显著。最后,提出促进居民慈善捐赠的建议。     

保险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基于2009-2015年财产保险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战略慈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以2009-2015年财产保险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并验证了个人客户特征和个人客户产品多元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的目标市场更偏向个人客户时,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作用越大;当企业的个人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时,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积极作用越大。该结论对于险企履行社会责任与拓宽战略慈善理论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