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卖空管制能够抑制并购商誉泡沫吗？

本文以我国放松卖空管制作为切入点,系统检验了其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研究发现,放松卖空管制之后,超额商誉显著下降,同时商誉资产也显著下降,且该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卖空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跟踪、增加对管理者的激励来抑制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高、行业竞争度较低的情形下,卖空机制对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卖空和并购商誉领域的文献,并为以市场导向原则化解并购商誉泡沫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式。     

并购商誉会影响企业资产误定价吗?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显著正相关,相比并购商誉中的合理商誉部分,超额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后期商誉减值会以加剧股价低估的形式推动资产误定价;机制检验表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情绪是并购商誉影响资产误定价的中介机制;调节效应表明,并购商誉与资产误定价正相关关系在非"四大"、分析师关注低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分组中更加显著,进而论证了外部审计、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本文在丰富并购商誉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对降低资产误定价进而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超额商誉与信息披露违规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并购交易引发的商誉泡沫现象已成为我国A股市场的重大风险要素之一,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角度切入,探究超额商誉引发的负面效应。研究发现,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倾向和频率越高;机制检验表明,经营风险、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是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传导路径;针对治理对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独立董事规模较小、非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情形下,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更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超额商誉触发信息披露违规的现象在民营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丰富了商誉以及企业违规领域的研究,对监管机构、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正确认识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具有启示意义。     

超额商誉、高管激励与审计收费

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超额商誉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超额商誉提高了审计收费,且在民营企业更显著;而高管不同激励方式对超额商誉与审计收费的调节具有异质性:股权激励具有抑制作用,而薪酬激励具有增强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超额商誉通过增加经营风险和审计投入,进而提高审计收费.     

管理层权力、法制环境与企业并购商誉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中国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新增并购商誉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表明:(1)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法制环境具有调节效应,即相对于法制环境弱的地区,法制环境好的地区会弱化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年龄高低也会影响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的关系;并购商誉在高管理层权力组对短期财务业绩具有正向影响,对长期财务业绩具有负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各监管部门完善法制环境,企业要加强内部治理机制,以制衡管理层权力,减少商誉泡沫,降低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及减值风险了吗

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ESG表现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治理效应和信号效应路径抑制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并购溢价率高、商誉减值风险高、绿色并购、相关行业并购时,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的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外部金融监管进一步强化了ESG表现对并购商誉的抑制作用。     

大股东持股、并购商誉与股价涨跌风险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大股东持股的视角,以2007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的并购商誉规模越大,未来的股价下跌风险越大;(2)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降低了并购商誉对股价下跌风险的正向影响;(3)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外部审计质量较低、公司成长性较高和企业业绩下滑时更加显著。     

1998年至2009年A股市场并购事件短期收益研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1998年至2009年间A股市场发生的533个控股权发生转移的并购事件中买方企业围绕首次公告日的短期收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围绕并购首次公告日(-2天,2天)这5天的时间窗口内,并购买方企业的累积超额收益显著为正。本文还发现,账面市值比、交易相对规模等交易特征值与并购短期收益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买方企业的规模、托宾q值、并购的股权收购比例、自由现金流与并购短期收益的相关性不显著。     

商誉存在顺周期效应吗

本文采用2007-2017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实证检验经济周期对商誉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路径和情境特征.研究发现:(1)在经济上行期,商誉变动额显著增加,表现为商誉顺周期效应;(2)商誉减值在商誉顺周期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经济上行期可以通过降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以促使商誉变动额增加,而并购频次和并购溢价在经济周期影响商誉变动的路径检验中不显著;(3)当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完善、处于轻资产行业或成长期时,商誉顺周期效应显著减弱;(4)拓展性检验表明,商誉变动额促进了个股收益率的提升,但经济周期会抑制这一促进作用.本文明晰了商誉顺周期效应的影响路径和情境特征,丰富了经济周期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     

1998年至2009年A股市场并购事件短期收益研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1998年至2009年间A股市场发生的533个控股权发生转移的并购事件中买方企业围绕首次公告日的短期收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围绕并购首次公告日(-2天,2天)这5天的时间窗口内,并购买方企业的累积超额收益显著为正.本文还发现,账面市值比、交易相对规模等交易特征值与并购短期收益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买方企业的规模、托宾q值、并购的股权收购比例、自由现金流与并购短期收益的相关性不显著     

资本市场开放与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还是“满而不溢”？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中频繁出现的商誉“暴雷”异象引发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以2010-2020年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基于PSM-DID模型探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强化高管自信程度加剧企业的商誉溢价；另一方面，其引入的境外投资者会优化企业的经营治理，能够遏制公司的商誉减值风险。同时，产业内竞争强度不但削弱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商誉的促进效应，也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商誉减值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境外资本在低信息透明环境与国有企业中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在高信息透明环境与民营企业中对商誉减值施加了更强约束。本文的研究揭示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企业商誉的影响可能具有两面性，若高管在境外资本的“怂恿”下盲目并购扩张容易导致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而只有在充分发挥其治理改善效果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满而不溢”。     

关于合并商誉相关会计问题的探讨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并购成本与被购企业净资产价值间存在差额的问题，我国的会计规范对该差额的处理作出了几种不同的规定，很不统一，影响了会计实务的处理和会计信息的公允表达。本文认为，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惯例，正视负商誉这一客观实在，将此差额确认为合并商誉；取消“合并价差”与“股权投资差额”两个概念，统一对商誉性质的认识，以推动我国商誉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管理层能力、长期激励与商誉减值

并购是管理层谋求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因并购而产生的商誉大量发生减值,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2008年至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与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水平和商誉减值概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向关系在管理层拥有的长期激励较高时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更高能力的管理层有助于降低并购商誉减值的内在机理在于并购时展现出更强的估值能力和并购后展现出更强的整合能力,分别表现为更低的并购溢价和更高的长期并购绩效.本文从并购决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即管理层的视角研究了其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企业并购商誉减值的相关文献.     

并购商誉减值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近年来,A股市场因公司并购而引发股价泡沫的案例日趋增多,并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9年A股市场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减值对股价崩盘的影响及其调节因素.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减值具有显著的股价崩盘效应,并且商誉资产规模越大,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信息不对称程度、分析师乐观预测误差和投资者情绪,在并购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关联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于理解并购商誉减值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影响以及防范相关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超额商誉是否引起审计关注? ——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超额商誉对公司价值及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不乏学者对超额商誉的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但是基于新审计准则视角的研究较少.对此,本文以201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会提高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和应对质量;经营风险和审计风险是超额商誉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程度对公司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与并购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方商誉减值的影响，考察盈余管理及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正相关，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负相关，即目标方业绩承诺设置越激进、完成情况越差，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越大。（2）商誉减值存在着并购双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而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抑制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3）审计质量会弱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以及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向关系，即提高审计质量能够抑制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行为和并购方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降低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4）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具有两面性，即目标方股东担任收购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一方面会推高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水平，另一方面会激励标的企业努力完成承诺业绩，对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产生正反两种影响。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吗？——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是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分类来看,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以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及QFII为代表的独立性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通过提供并购前咨询服务和改善公司并购后绩效来抑制商誉减值风险。本文研究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有效的监督治理功能,对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商誉计量新解

商誉是一种企业所独有的可在未来带来超额收益的经济资源,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价值实质上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里我们讲的商誉,其产生原因与传统商誉理论一致,而传统理论并没有揭示商誉的实质,对商誉的计量也仅局限于被购企业单方面商誉的被动计量。必须明确,商誉不是因为并购才产生的,它一直都存在而且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简单地摊销就完事。在现行不确认自创商誉的前提下,外购商誉其实是在并购时点上才体现出来的被购企业单方面的自创商誉。事实上,当并购事项终结以后,它不见得能够在并购日后的激烈竞争中得以延续,也不一定走向…     

关于商誉核算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

商誉的本质是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一种能力.知识经济的到来提高了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而企业并购浪潮的兴起又使得商誉这一无形资产更被社会各界所关注.经济的发达导致企业更加激烈地竞争,而许多企业往往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商誉这个重要资产的存在,从而使企业流失原本可能取得的超额收益.那么企业忽视商誉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将针对现行商誉观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关意见.     

家族主义文化与企业并购行为——来自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儒家家族主义伦理思想对中国家族企业经营影响深远。本文研究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越强，企业并购交易的规模越小，但并购绩效越好。这一实证结果在考虑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当企业所在地的市场法治环境较差、并购方处于行业景气度较差时期以及并购方进行跨行业并购时，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程度较大。最后，我们发现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家族内部的言传身教，而非外部社会环境的熏陶。综上，本文结果表明企业家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越强，越希望企业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实现基业长青，因此其并购决策将更为稳健谨慎和具有长期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