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基于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

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周期正式启动,我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增加。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构建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从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审慎政策“双支柱”视角比较分析我国应对政策的效果。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境外加息对我国主要经济金融变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内短期资本外流增加,银行信贷约束收缩,投资减少,产出下降,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率下降。央行通过降低本国利率或跨境资本准备金审慎政策加以应对时,会面临稳产出、稳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难选择,但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调控,在降低境外加息冲击对我国不利影响的同时,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时变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取中美两国1998-2017年度的季度数据,建立TVP-VAR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影响的时变特征和结构性变动;采用蒙特卡洛抽样法、脉冲响应分析和时点脉冲响应分析,从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三个渠道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利率和美联储加息通过利率的传导渠道在短期内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溢出效应明显,正向作用在加息后第二季度达到峰值;而汇率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对资本流出溢出效应较弱。由结果可知,通过在国内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可以有效地减轻因美联储加息给我国资本流出带来的压力。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中国资产价格波动与资本账户管理

本文以2016年美国加息事件为背景,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小国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梳理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传导渠道,发现国外利率升高后,资本流动具有外部性,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其通过金融加速器进一步使国内投资下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使得国内资产预期回报进一步下降,加剧资本外流。基于政策和福利分析,本文发现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国外利率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会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也会影响国民财富的最优配置。因此,最优的资本账户管理应同时兼顾宏观审慎和效率两个方面。     

再析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利率政策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密不可分,从低利率货币信贷扩张的流动性过剩到高利率的流动性紧缩,使宏观经济产生剧烈波动,前期低利率带来过剩的流动性,后期利率的提高造成巨量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让美联储无视资产泡沫的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一贯秉持的"泰勒规则"指导原则没有纳入资产价格因子,致使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控失误。     

美联储加息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双支柱”调控研究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     

金融摩擦与宏观经济的外部脆弱性——基于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一个标准的开放经济模型,引入外部融资溢价机制和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刻画了中国的金融摩擦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刺激下,投资效率冲击如何通过金融摩擦的放大效应将经济波动扩大至实体经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在一个存在金融摩擦的开放经济中,投资效率的负向外部冲击会导致资本预期收益率和资产价格的下跌;在外部融资溢价上升和银行"惜贷"加重的双重影响下,企业的整体投资水平和产出水平都会出现下滑,从而凸显了金融摩擦的放大机制对宏观经济外部脆弱性的强化作用。为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这一强化机制的存在,避免国内的资产价格受美联储加息政策的过度影响,并由此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我国资产价格,美联储加息会降低我国债券和股票回报,降息则会提高债券和股票回报。将美联储货币政策进行细分后发现,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回报都有显著影响,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只影响债券市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未预期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还会加剧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投资者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以及货币当局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和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美联储停止缩表的原因、影响及中国对策

近期美联储停止缩表引起广泛关注。美联储停止缩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货币需求大幅上升,二是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的能力出现下降,三是美国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此外,美联储停止缩表还有助于继续发挥财政作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污名效应、降低私人部门安全资产的供应以及降低对美联储信用风险和银行清算风险。美联储停止缩表对美国和中国都会产生十分广泛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有：资产价格将获得支撑、投资可能出现过热、通胀可能出现阶段性上升、金融风险可能加大、美联储独立性可能受到影响、可能加剧收益率曲线倒挂;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人民币汇率压力有望缓解、资产价格可能上升、短期资本流入可能增多。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应保持定力,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趋势的变化,防范资产价格暴涨风险,同时,应加强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     

时变、美联储加息与中国产出--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的影响受中国制度变迁、对外开放度、经济景气度等多因素影响,并因时而异。本文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取中美两国1996-2015年的季度数据,建立TVP-VAR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产出影响的时变特征与结构性变动,并从汇率和利率两个渠道进行解释。结果表明,1999年和2004年的正向刺激分别得益于逆向调控刺激信贷和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而当前全球经济依然疲弱,资本流出和美国进口需求下降的负面效应凸显,冲击表现为负。最后,依据研究结果和对美联储加息进行的预判给出中国对冲其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     

美联储退出QE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及对策

美联储从2014年1月开始逐步缩减资产购买规模,标志着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可能通过实体经济、流动性、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传导机制,从货物贸易、投资收益、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贷款、贸易信贷、大宗商品价格等渠道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分析了具体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支持宏观经济稳定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Countercyclical Bank Capital Requirement and Optimized Monetary Policy Rules

Using BoC-GEM-Fin, a large-scal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 model with real, nominal, and financial frictions featuring a banking sector, we explore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various types of countercyclical bank capital regulations. Results suggest that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 have a significant stabilizing effect on ke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but mostly after financial shocks. Moreover, the bank capital regulatory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interact, and this interaction is contingent on the type of shocks that drive the economic cycle. Finally, we analyze loss functions based on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variables to arrive at an optimal countercyclical regulatory policy in a class of simple implementable Taylor-type rules. Compared to bank capital regulatory policy, monetary policy is able to stabilize the economy more efficiently after real shocks. On the other hand, financial shocks require the regulator to be more aggressive in loosening/tightening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banks, even as monetary policy works to counter the deviations of inflation from the target.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of monetary policy: Lessons from Chile,Korea, and Poland

In this paper, we assess evidence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s to domestic bank lending in Chile, Korea, and Poland, using confidential bank-level data and different measures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in relevant currency areas. These thre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re small and open, their banking systems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presence overseas, and they can be considered as price takers in the world economy. Such features allow for better identification of bind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foreign monetary policy shocks. We find that the monetary policy shocks spill over into domestic bank lending, modifying the degree to which financial frictions tighten or relax, and this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bank lending and portfolio channels.     

全球金融周期、美国货币政策与“三元悖论”

全球金融周期存在的背景下“三元悖论”是否依然成立充满争议。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银行与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为考察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流动传导到外围国金融市场,使外围国信贷利率、银行风险承担以及杠杆率与美国银行趋同,形成全球金融周期。金融渠道的传导速度快于实体经济渠道导致外围国国内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相背离,外围国想要稳定经济就不得不与美国保持同向的政策利率变化,货币政策独立性将不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估值效应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隔离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也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外围国金融市场越不发达,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越不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