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工具应用能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吗？——基于分析师预测行为的视角

本文通过文本搜索获得企业衍生工具运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企业衍生工具应用对分析师跟踪和预测信息结构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区分了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运用衍生工具会导致分析师跟踪数量显著减少,公共信息精度下降,从而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进一步我们发现分析师跟踪数量的减少和公共信息精度的下降是由非明星分析师所致,明星分析师跟踪数量和公共信息精度没有显著变化,私有信息精度反而增加;而非明星分析师跟踪数量显著减少,公共信息精度明显下降。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衍生工具应用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以及分析师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机制。     

债券评级分析师任期、债项评级和信用利差

基于2008-2019年长期信用债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评级分析师任期越长,信用评级越低;较长的分析师任期能够影响评级准确性,降低"未能预测违约"的第Ⅰ类错误,增加"错误违约预警"的第Ⅱ类错误;相比于短分析师任期,长分析师任期能够增强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本文还发现,相比于未被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的债券,投...     

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能有效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主要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这一路径对企业信用评级产生影响。考虑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影响,将总样本分为高声誉组与低声誉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正向作用以及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只在高声誉组中成立,即高声誉的评级机构更关注分析师通过媒体传递的信息,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研究结论拓宽了外部信息环境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补充了证券分析师和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外部治理作用,丰富了评级机构声誉治理机制的研究。     

中债估值识别了债券信用风险吗？——基于跳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年报可读性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上市公司A股相关数据,本文研究了企业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越低,分析师关注水平、预测质量也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能够显著缓解年报可读性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但是没有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的证据。高质量的审计以及高水平的信息披露质量评级可以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从而有效缓解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影响资本市场信息解读和传播效率提供了证据,有助于监管部门重视企业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信用评级变动能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拥有主体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财务错报在未来被重述这一场景,检验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否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研究发现,评级机构在发债企业财务错报年显著下调了主体信用评级,而在重述公告发布年没有上述现象,这表明主体信用评级下调反映了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当期财务错报涉及盈余时,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幅度更大,说明评级机构更加关注与盈余相关的财务信息。机制分析表明,评级机构维护自身声誉是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够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的主要机制。此外,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还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负面反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主体信用评级变动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揭示了主体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也对理解中国情境下评级机构调整主体信用评级的行为动机提供参考。     

证券分析师预测经验、历史预测准确性与现金流预测

本文以2007—2011年间证券分析师发布的现金流预测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了证券分析师预测经验和历史预测准确性对现金流预测准确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公司层面经验与现金流预测准确性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分析师跟踪特定上市公司年限越长,分析师能够掌握更多的私有信息,对获取该特定公司的私有信息更能有效处理,作出准确判断的可能性越高。上年度现金流预测准确性与当期现金流预测准确性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分析师在进行现金流预测时会理性地根据自己的预测准确性记录来更新其现金流预测。     

私有信息、评级偏差和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

考虑到评级机构拥有市场声誉的本质在于其可以通过扭曲评级从而对市场产生影响,本文分两步研究中国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第一步,将信用评级对各种基本面因素进行回归,并以实际评级与回归预测值的差值作为评级偏差的量度。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重要改进是在基本面因素中引入了发债企业与各评级机构(分支机构)最短距离的均值和方差,这能较好地控制因发债企业私有信息可能造成的选择偏误。第二步,考察评级偏差和机构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债成本。研究表明,中国评级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显著的市场声誉,但各评级机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最后,考虑到评级机构与发债企业在选址上可能会有集聚效应,我们基于高铁开通事件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研究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政府监督与信用评级:互补还是替代?

本文以2003~2012年我国债券市场中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研究样本,本文从政府监管与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含量的关系出发,分别从政府对发债企业的监管程度、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干预程度和对债券本身的隐性担保三个方面,对政府干预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做了相关的研究。研究发现,监管部门对发债企业严格的审批监管,规范了企业在债券发行过程中的行为,使得企业向债券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提高了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监管部门对信用评级机构干预程度的增加能够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更加规范,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防范评级机构恶性竞争、迎合客户。同时,拥有外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做出的债券信用等级评价并不一定比纯内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更优秀,这否定了外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假说。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不仅不会使债券的信用评级流于形式,反而会向债券评级机构传递更加准确的信息,有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分析师关注度与私有信息精度

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件对证券分析师的行为及预测精确度会产生什么样影响，是解读许多上市公司估值超常变更的关键。本文以2010-2019年分析师跟踪人数和私有信息精度数据为研究样本，结合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信息，探讨了事务所变更对证券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事务所变更事件会导致分析师减少对公司的跟踪，负向影响公司的市场关注度和估值；而仍保持跟踪的分析师则会加大信息收集和分析力度，增大私有信息精度。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事务所、分析师和公司三个层面的异质性都会对上述关系产生影响：事务所从大所变更为小所的降级变更中，分析师的跟踪数量显著减少，而小所变更为大所的升级变更中，分析师的私有信息精度显著增大；相比明星分析师及来自大券商平台的分析师，非明星分析师和来自小券商平台的分析师呈现出明显的“重升弃降”特征；公司的国有属性和信息披露透明度可以缓解事务所变更带来的负面影响。     

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基于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数据

现有研究表明,在股票市场中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盈余的预测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以2008-2012年中国企业债券为样本,本文的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在债券市场中,同样影响债券市场中资产的价格。具体包括: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分析师预测偏差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跟踪一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跟踪同一公司的分析师中明星分析师所占比例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对分析师预测的研究与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     

承销商分析师与非承销商分析师预测评级比较研究

本文以2003—2004年进行融资的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券商承销业务对证券分析师独立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承销商分析师普遍比非承销商分析师更乐观,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均显著高于非承销商分析师;(2)承销商分析师并没有因为拥有信息优势而做出比非承销商分析师更准确的预测,相反,由于不独立的立场,其过分乐观的盈利预测误差显著大于非承销商分析师;(3)承销商分析师的意见对非承销商分析师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的结论对经常采用分析师意见作为市场预期的会计研究人员、依赖分析师意见进行决策的投资者以及旨在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研发文本信息:真的多说无益吗?——基于分析师预测的文本分析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年报研发文本信息,并从分析师预测角度解读其信息价值.研究发现:(1)R&D文本信息显著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差及分歧度,而且信息透明度发挥了中介效应.(2)R&D文本信息披露越多,未来三年的创新产出以及政府研发补助越多,说明企业倾向于选择性披露有利于企业的研发信息.(3)企业披露动机越强,分析师获取私有信息的能力越弱,R&D文本信息对分析师预测偏差和分歧度的降低作用越显著.以上结论说明我国年报R&D文本信息具有一定信息含量,对分析师来讲“多说有益”.本文从研发文本视角以及分析师预测角度验证了我国年报文本信息的积极效应,有助于丰富R&D以及分析师预测文献.     

劳动投资效率、企业性质与资产收益率

基于中国信用债券市场的近期违约事件,本文研究发现:涉事评级机构不仅没有因为涉及债券违约事件而收紧信用评级标准,反而更加高估企业的信用评级水平,并且涉及的债券违约事件越多,高估信用评级的程度越大。但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方式惩罚了涉事评级机构,导致其市场份额相对于非涉事评级机构出现显著下降或者增长较低的态势,同时涉事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意见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降低。     

分析师留学经历与盈利预测质量

基于2005-2015年期间的分析师预测数据,本文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留学分析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分析师的预测准确性更低,通过分组检验发现,上述结果主要存在于分析师的从业初期和分析师与企业高管之间不具有社会关系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留学越早,时间越长,其预测准确性相对越低。另外,当企业公开信息质量较高时,海外留学分析师与非留学分析师在预测准确性上的差异消失。由此可见,在我国关系型社会中,海外留学归国分析师在认知和获取私有信息方面存在相对劣势,其并没有提供更高质量的盈余预测。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有关分析师预测质量的研究文献,同时也为当前规范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制度改革提供了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信息共享还是利益冲突?——基于买方单独调研与买卖双方联合调研的实证检验

基于买方(Buy Side)与卖方(Sell Side)存在的利益关系(交易佣金),本文考察了买方(基金)调研对于卖方证券分析行业信息精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基金调研行为对卖方机构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机制并不单一。一方面通过“信息共享”效应提高了券商的平均预测准确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效应,该作用降低了卖方分析师的预测公允性。此外,本文更具体地研究了两种效应的内在传递机制。从“信息共享”的角度发现基金调研吸引更多券商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关注,从而为证券分析行业带来“信息增量”;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的二级市场中佣金关系(交易佣金席位)更能代表中国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降低信息有效性。进一步,本文通过TF-IDF方法挖掘调研文本信息,分析了牛熊市、投资者情绪和调研报告文本情感色彩对调研信息质量的影响。     

分析师修正信息、基本面分析与未来股票收益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日历时间组合方法检验中国A股市场分析师修正信息的投资价值。研究发现,分析师发布的盈余预测修正和投资评级修正最具信息含量,投资者既未充分意识到两类修正的信息含量,也未充分意识到明星分析师和普通分析师能力的差别。根据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和投资评级修正构建套利组合,能分别获得月均1.34%和0.92%的经三因子模型调整的超额收益。本文进一步指出,分析师修正信息的投资价值来源于其基本面分析的能力。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和投资评级修正能够显著预测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标准化未预期盈余和盈余公告窗口期超额收益,并且套利组合的超额收益集中在盈余公告窗口期。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提高市场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高铁能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搜集了2006-2016年中国201个地级市高铁开通的情况,并匹配了A股1,24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了高铁开通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铁通车之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精准度显著提升,分歧度和乐观度显著下降。进一步考察高铁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增加了对沿线公司进行实地调研的分析师数量及人均调研次数。高铁开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处理成本较低的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好的企业以及分析师面临买方压力较小的企业中。动态地来看,高铁开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车两年以后。此外,在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飞机出行以减少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仍稳健。这说明高铁的开通改善了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使得分析师能够更好地扮演信息中介的角色。文章较早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揭示了高铁在金融市场的信息传导效应。     

分析师荐股评级修正的羊群行为研究

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根据股价对评级修正的反应,本文实证研究了证券分析师荐股评级修正的羊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分析师荐股评级修正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并且下调评级较上调评级更易发生羊群行为;除了分析师经验,分析师所属咨询机构的声誉、信息透明度和分析师跟踪上市公司的数量也显著地影响其羊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