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行政法分析

我国城市不动产登记所采用的是行政登记的模式,由于相关制度刚刚起步,就使得当前该制度的行政法学研究十分欠缺。本文从城市不动产登记行为的行政法性质出发,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登记审查方式、登记产生的行政赔偿以及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查阅与使用几个方面对我国城市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行政法进行分析。     

从行政法角度浅析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是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旨在使依法行政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现代行政法理论引入私法契约的产物。政府采购的法律性质取决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后者应当是行政规则与合同法条款的特殊结合,是属于偏重于行政性的混合型合同。政府采购的法制化与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密切相关,预防和消除政府行为中的腐败一直是现代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世界性课题,而破解这一课题的一条重要答案就是在政府行为特别是其中的经济性行为中引入公开和竞争的市场机制,使之受到社会的公开监督。本文从思想认识、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对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进行分析,探究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路径。     

税务听证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税务听证是指税务机关在对当事人某些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之前，按照一定的形式听取调查人员和当事人意见，从而使税务机关最终作出的处罚决定更加公正、合理的一项法律制度。在世界各国的行政程序法中大都规定了听证制度适用的范围，这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传统行政法上以行政效率优先的行政法原则，确立了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加以控制的行政法原则。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听证制度建立较晚，直到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正式实施，才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听证制度的建立和实行。该项法律制度建立几年来，由于我国公民和法人组织的法律意识较弱，在遇到行政处罚时，要求举行听证的较少，从而使该项法律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治税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公民和法人组织的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在对待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时要求举行听证的行为将会逐渐增多，为举行听证会有一个较为规范的程序内容，现就如何搞好税务听证工作谈点看法。     

中外企业上市制度之比较

上市制度是指证券交易所为了保证上市证券的质量而制定和执行的上市规则，它是证券交易所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上市标准、上市程序、上市审核机构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证券上市制度的产生与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密不可分，它是在证券市场形成并且具有一定规模以后，由专门的机构(组织)对获取上市资格的上市条件、上市程序、     

论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建构

比例原则以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客观的操作标准,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推进人权保护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因而发展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比例原则仍停留在学理探讨上,对其如何在行政法治实践的实施十分缺乏。本文通过追溯比例原则在域外发展轨迹,结合我国现行行政法基本原则和行政法治建设的实践,探讨比例原则在依法行政实践中的建构问题,以期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美国CTA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CTA是期货投资基金行业重要的参与者。全球CTA主要聚集在美国，这与美国非常完善、严格的CTA立法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美国CTA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严苛的职业诚信义务和严厉的违法行为责任后果等方面。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也亟需加强与之相关的制度建设。本文对美国CTA立法进行认真分析后认为，我国未来的CTA立法应该借鉴美国的制度，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宗旨，在从资格审查、职业诚信义务课以到违法行为处罚的每一个环节上对CTA进行严格监管。     

行政监察的行政法原理初探

行政监察的行政法机理表明权力腐化和贬值的原因在于行政检察人员,而反映在行政人身上就是道德情操,表现在行政法上就是体现在行政人身上并蕴含在行政法理中的人文精神,由是决定了行政检察人员和行政监察独特的行政法地位。     

国家治理视野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功能省思——以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为例

当下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凸显了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逐渐演变为由检察机关深度参与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机制。实践的突破对既有诉前程序理论与规范的冲击也随之而来,反映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一体化的制度设计造成法律监督范围、管辖规则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方面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传统的诉讼思维遮蔽了诉前程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厘清诉前程序的功能价值,应将其从诉讼场域转向治理场域,实现从司法审查到协同治理、从程序警示到实质性救济、从事后救济到风险预防的三重转变,并从磋商程序的适用规则、检察机关一体化管辖以及协同功能的保障措施与限制措施等方面完善当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制度。     

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之议

信赖利益保护制度,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基于正当合理的信赖利益保护,而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行为,确实需改变行政行为的,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补偿的一项制度。信赖利益保护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许可法》首次将信赖利益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明确。目前,我国有关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的规定在税法中有所体现,但并没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法中确立。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关于建设廉价政府的行政法思考

政府成本由政府公共决策成本、政府公共决策的失误成本、行政管理费、政府隐形成本四部分构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在于行政行为的垄断性和公共性。克服过高行政成本的路径在于建立以企业家政府、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为特征的廉价政府。在行政法语境下,廉价政府的建立应该从行政法立法、司法、执法三个维度进行。     

论偷税故意

在税收执法实践中,认定偷税是否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性一直是争议最为激烈,且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但会对纳税人造成不公平,同时也会极大地损害税务机关自身的形象,侵蚀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和对税务机关的信赖度。如果从习惯法来理解偷税的故意性,从偷税与偷税罪的关系以及近期国家税务总局一些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来进行分析,可以拓宽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私法与公法的协动形式

私法与公法的不断交融使得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元论不断受到冲击。并非完全二元对立的私法与公法在法律规范层面存在不同种类的协动形式,私法公法协动论可以有效解释公法私法的新关系。私法与公法的协动既存在于利益层面,也存在于主体层面。利益层面的私法公法协动论主要包括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的重叠型适用、冲突调节型适用和协同型适用三类。重叠型适用主要出于保护特定利益的需要;冲突调节型适用则需要基于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调节有冲突的利益关系;协同型适用本质是对利益的双重连续性衡量过程,可以分为差异化协同、竞合协同和组合协同等不同情况。而主体层面的私法公法协动论主要包括公私协动和私行政法等内容。     

逻辑与进路： 行政审批下放制度如何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与法治化

摘要下放是当前行政审批改革理论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课题,而深圳的制度实践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行政审批下放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其内在本质是授权与委托,背后运行的制度逻辑是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下放过程中承接机关缺乏主体资格,需要通过规章授权和修改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补强;事项范围和层级的混乱,亟待合比例地统一标准和条件;正当程序的缺失,则要通过内部程序、公众与专家的有效参与以及完整的信息公开等程序设计予以填补。行政审批下放要求确保承接单位具备实施条件,监管的重点是确定下放审批机关和现实施审批机关为监管主体,标准化的评价模式主要围绕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程序构建。这一切都旨在促进行政审批下放的合法、高效与便民     

《税收征管法》修订的重要法律问题

《税收征管法》在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有效进行,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对税收执法提出新的挑战,也需要对《税收征管法》的有关内容做出相应的修改。     

日本行政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日本反垄断法中没有行政垄断的定义,但确有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日本的经济规制及其统制型经济模式是其行为产生的原因。日本行政限制竞争行为主要表现为行政指导的卡特尔和行政参与的串通招标投标行为。日本采用禁止私人垄断法和行政法路径对行政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日本采取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立法来规制行政限制竞争行为。我国应坚持行政垄断规制专门立法的特设制度,借鉴日本规制行政垄断的经验,并加大对行政垄断的处罚力度。     

税务工作中纳税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在现代法治框架内,针对基层税务工作中纳税人权益保护的现状,本文提出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在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重视正当程序权的界定和保障,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完善调控措施,确保纳税人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俄罗斯行政垄断规制问题比较研究

俄罗斯保护竞争法对行政垄断有专门定义,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广泛,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行为种类有单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之间及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行为,有作为也有不作为。俄罗斯反垄断署有立法、司法及行政执法权,能调查、审理并处罚行政垄断案件,且为行政垄断设置了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制度,规制行政垄断执法效率高、成本低。我国应重新界定行政垄断及其表现形式,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完善行政主体法律责任,建立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以实现《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Does legal protection affect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a’s stock market

We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firms derive value in areas with higher legal protection by studying how the difference among regional legal protection levels affects capital market reactions to firms receiv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rket reaction to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nouncements, and the effect is attenuated by non‐state ownership. Furthermore, we find evidence of higher e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以第91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第2句规定确立了特定情形下损失情况的证明责任由原告转移给被告的规则,但本条规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妨碍规则。第91号指导性案例以及相关判例所确立的审查模式和审查要素,尽管对实定法规范有所突破,但均应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以证明协力义务为启示,可将行政侵权行为划分为形成性行政侵权和事实性行政侵权。本款规定适用于形成性行政侵权,而在事实性行政侵权情形下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没有意义。适用本款规定的基本逻辑为： 第一,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而导致原告对相关损失情况无法举证,即构成“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被告承担;第二,若原告无法举证的结果有原告自身的原因,则不构成“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原告承担;第三,原告承担损失情况的主张责任,且法官可依职权降低原告的证明难度。此外,法官酌定的适用须以保护受害人权益为前提,且遵循有利于原告的酌定原则。     

困境与出路: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完善

当前,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争议数量增多且日益复杂化,纳税人权利救济成为保障税务部门公正执法的重要路径。然而,我国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纳税人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保障不充分。基于此,本文从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一是提出"清税前置"和"复议前置"规则下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维权阻碍及其成本,并基于"当事人主义"提出改革路径;二是基于审查范围和审查力度提出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低效及其修正的逻辑机制;三是从审理机构设置与案件事实查明的难易程度等视角分析纳税人权利救济裁判结果的质量与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