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分析

以我国2006年底已经实施了股改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收益-盈余模型检验了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实施了股改的上市公司,股权仍然相对集中;当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终极控制时,盈余质量会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能力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基于我国通讯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7年通讯类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经营现金流之后,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之比、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之和的比值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并且以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前面一致,因此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的传导效应

以2007～2009年我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引入中介变量的研究方法,检验并揭示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影响盈余质量的中介传导作用。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水平越低,盈余质量水平越低;股权制衡能力越高,内部控制水平越高,更利于提高企业的盈余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但盈余质量越低。总体看,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具有传导效应,但是显著性存在差异,对股权结构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的中介传导效应要显著高于对股权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的中介传导效应。     

大股东掏空会提高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可能性吗？

基于2010-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掏空对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影响，结果表明：（1）大股东掏空程度越高，公司控制权变更倾向越大，股权质押爆仓导致的控制权变更与大股东掏空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关系，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大股东掏空会通过恶化企业财务状况（降低公司业绩，进而提高融资约束）和提高股权质押动机来影响控制权变更。（3）在民营企业、机构投资持股比例低、高管持股比例低以及独立董事占比低的公司中，大股东掏空与控制权变更具有更强的正向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股票市场操纵：加剧还是抑制？

股东治理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石。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票三秒切片高频交易数据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够加剧股票市场操纵,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大股东掏空效应、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票流动性,从而促进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分析师关注度低、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等弱监督制衡机制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建议通过构建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加大股东监督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公司内部治理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深市A股2008-2011年的经验数据

基于我国深市A股2008-2011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会计信息透明度,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检验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同时发行B股或H股、扩大董事会规模可显著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两职合一不利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对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影响;公司规模越大、业绩越好,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年1639家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对公司股权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结论如下:①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负作用。②股权适度集中对公司治理有正效应。③同时本文也验证了公司管理层持有公司股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选取A股上市的三家城商行数据,就其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正相关;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层级对银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对银行绩效有负向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的身份和城商行规模与其绩效并无显著关系。     

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6-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市场环境对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利益输送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与政府干预程度负相关。同时,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近几年来在中央地方和地方国资委的监管下,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较非国有企业有明显的减少。     

大股东控制、市场化程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运用2003～2008年我国所有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从大股东控制视角出发,重点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共同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比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高;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现金持有量造成的负面影响。     

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实现过程中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监督或冲突作用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和不同成长性公司中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对管理层的作用显著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明显,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大,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增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高新技术企业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不明显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从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环境角度解答了我国股权激励效果不佳的困惑,为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启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时考虑适宜的公司治理环境特别是大股东控制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影响的实证研究——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的比较

本文以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民营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现象更为普遍;通过股权制衡作用可以抑制资金占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0%以下时,持股比例越大,资金占用率越高;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时,民营上市公司表现为协同效应,而国有上市公司表现为壕沟效应。文章在分析过程中,提出“政府主导的壕沟效应”和“控股股东代理人的壕沟效应”的存在。     

机构投资者持股、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质量

内部控制是企业有效防御和应对各种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选取了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能够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但前提是机构投资者已具有一定的持股比例;(2)在企业处于非绝对控股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在企业处于绝对控股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会受到抑制。     

基于DEA和Logit模型的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研究

本文基于1401家上市公司2009-2012年财务数据,运用DEA方法对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进行测度,并使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上市公司融资效率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融资效率低,仅1.36%的上市公司达到技术效率相对有效;影响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因素中,总资产规模、第2-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对融资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非流通股比例、产权比率、财务费用对融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最后,本文就改善上市公司融资效率提出对策建议。     

保险公司持股偏好及持股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2015年开始,保险公司在股票二级市场的频繁举牌成为保险业界、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门现象,保险公司作为大股东持股上市公司,能否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保险公司是否是优质的机构投资者？本文选取中国A股市场2006～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Tobit模型对保险公司作为前十大股东持股的上市公司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寿险公司作为大股东,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规模、发展能力、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票回报率显著正相关,与贝塔系数负相关;财险公司作为大股东,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规模、发展能力、流通股比例、股票回报率显著正相关。此外,本文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保险公司作为大股东持股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寿险公司持股可以显著提升上市公司下一期的经营业绩;财险公司持股对上市公司下一期经营业绩则无显著影响。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资本运作

资本运作一方面可以提高股价,另一方面可以让公司股票停牌,那么是否会成为大股东度过质押风险的方式呢？基于此,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的可能性越大; 这一关系在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2)机制检验发现,随着质押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后的停牌时间越长;从股价提升的效果来看,资本运作在短期内能提高股价,缓解质押风险,但从长期来看效果并不显著。(3)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的方式主要为股权转让、资产收购和资产剥离;其中,大股东主要利用资产收购和资产剥离增加停牌时间,利用股权转让助推股价。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影响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我国A股市场数据的实证检验和分析,检验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对公司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存在盈余持续性,并且现金流量的持续性要高于会计应计的持续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盈余持续性越强;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大的公司盈余持续性较强,非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无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集中度越高的公司盈余持续性越强.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意愿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股利分配现象，本文从代理成本理论出发，采用Logistic回归及因子分析双步骤法．对2004年沪市763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排序。研究结果表明，每股净资产、上年度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净资产收益率、股本规模、第一、二大股东相对持股比例等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意愿，股权属性和负债水平对股利分配意愿没有影响。     

监督还是合谋:多个大股东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大股东之间可能存在合谋掏空或监督制衡的关系,为此,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单一大股东的公司而言,具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大股东数量越多、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大股东之间股权偏离度越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外国投资者和国有法人大股东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多个大股东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律及市场环境越好,多个大股东监督效应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