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中的定位

违法性认识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具备违法性认识?犯罪故意是否包括违法性认识?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一问题是犯罪构成理论和犯罪故意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到犯罪故意的成立结构乃至整个犯罪构成体系的构建,因此一直为中外刑法理论界所关注.本文在整合与解析中外刑法学界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试图从犯罪故意和违法性认识的概念出发,来分析犯罪故意和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从而说明违法性认识并非故意的要件,并进而阐述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应有定位.     

内幕交易罪“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对内幕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重大修改。基于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及其刑法解释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在内幕交易罪的修改过程中与最后条文颁布后，证券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对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刑法解释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必要对内幕交易罪相关疑难的刑法适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细致解释，为适用全新的刑法规范合法打击证券金融犯罪提供参考。     

浅析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犯罪构成理论是近年刑法理论研究非常活跃的一块领地。针对有关这一理论的批判和争议众多。本文从我国犯罪理论现状与渊源及犯罪构成重建之争议两方面,浅析我国现行四要件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无重建之必要,指出四要件论这样的犯罪构成理论符合我国国情。     

行为构成要件是司法评价犯罪的指导形象

我国刑法对犯罪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犯罪概念揭示了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事惩罚性的本质特征.刑法所规定的每一种具体犯罪行为,犯罪人在行为表现上应由哪些要素构成,在主客观表现上应具哪些构成要件才能体现出犯罪概念所揭示的本质特征,这就是犯罪构成要件所要研究的问题.犯罪构成要件的实质什么,它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这也是本文章所要阐述的问题.     

安乐死非罪化的根据

安乐死是一种无痛苦的提前结束垂危病人的行为。我国传统刑法认为其是一种帮助或者受嘱托的杀人行为。本文在对其概念和刑法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犯罪的本质和特征、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说明它不是犯罪。     

数额犯之数额的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

在中国刑法学日益体系化、精细化的时代,数额犯之数额的犯罪论体系定位问题,角度虽小但至关重要而学界又观点不一。数额之客观处罚条件说由于走向了使数额脱离主观认识、明显违背责任主义的极端,而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数额之构成要件要素说不能使作为舶来理论的教义学方法与我国刑法具体规定有效结合,对于解决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具体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数额之可罚的违法性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得心应手,为数额之体系定位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案,但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论证。处理该问题的思路是:引鉴日本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藤木实质处理构成要件说为原则,在数额犯的情况下例外采取佐伯说形式看待构成要件的观点。如此,既以教义学方法为依托,对传统阶层体系及理论做出轻微调整、本土改造,又实现了以中国刑法具体规定为背景的教义学知识的重构,最终达到数额之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的逻辑自洽以及功能自足。     

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的反思

笔者先对刑法学界关于“构成要件齐备说”的犯罪既遂理论进行反思，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再后回归刑法条文本身，对刑法条文进行语义解释、逻辑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论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民刑交错视角下的法益保护论探讨

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可从“刑法解释论”和“刑法立法论”两种路径进行探讨。“刑法解释论”探讨路径以现行《刑法》罪名体系为出发点，主要任务是揭示哪些罪名的犯罪构成之设置是以“数据权益”为规范保护目的；“刑法立法论”探讨路径是在刑法立法层面上探讨立法者为在刑法政策上实现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这一目的，动用刑罚禁止何种行为类型才具正当性的问题。然而，两种探讨路径都将依赖于“数据权益”的内涵确定以及法益格的认定问题，换言之，是刑法法益理论在数据权益刑法保护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民法典》第127条并非是关于数据的确权性规定，且在民法理论界关于数据权益的法律属性存在诸多争议的状况下，“数据权益”内涵不明、法律属性不清导致其并不具备作为刑法保护客体的“法益”格。当前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关于“数据权益”的刑法类法益保护模式探讨路径，是对刑法法益保护方式的误读，并未触及“数据权益刑法保护”之规范层面问题的实质。“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探讨路径则不仅混淆了现象层面与规范层面上的“数据犯罪”概念的界分，也由于没有论证“数据安全”如何能够构成刑法的保护法益，而导致结论过于武断。在理论探讨上，应该明确作为行为客体的物理层面上的“数据”概念与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层面上的“数据权益”概念之间的区别，据此明确“数据权益的刑法保护”在规范层面上是否构成新问题。     

关于制定反洗钱法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完善我国反洗钱立法，其内涵不仅仅是制定一部反洗钱法律，还应包括尽快修改与反洗钱有关的法律和制度。就刑法而言，洗钱罪客观方面的规定过于狭窄。扩大洗钱犯罪概念的外延，将清洗一切严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都认定为洗钱罪，才能有效打击洗钱行为。我国刑法至少应当在以下方面明确洗钱罪犯罪构成：第一，洗钱行为不应要求实际上具有破坏的后果，有破坏的可能性或危险性就应该可以定为洗钱犯罪的范畴。第二，清洗严重犯罪所得，构成洗钱犯罪。所谓严重犯罪应包括盗窃罪、抢劫罪、贪污罪、窝赃或销赃罪、诈骗罪、     

构成要件和犯罪体系

日本的阶层犯罪体系理论取道德国,其经历了从贝尔纳体系向李斯特体系的转变。相应地,日本的构成要件论也经历了特别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的分歧。同时,日本的刑事立法中也存在与其理论体系相龃龉的现象。这也是导致理论以及实务中问题产生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明确探讨犯罪论体系的实际意义： 第一,区分刑法上的“构成要件”和刑事诉讼法上的“构成犯罪的事实”;第二,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采纳阶层体系的必要性。如果刑法不采纳政策上的“保安处分”,只注重刑罚这一法效果的话,只要坚持“责任主义”,“要件体系”也是行得通的。     

论处罚犯罪未遂的根据

我们应该从理论角度和法律角度探讨对犯罪未遂进行处罚的根据。对犯罪未遂进行处罚的理论根据有客观说、主观说和折衷说之争,其中折衷说比较合理。我们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以罪过作为处罚犯罪未遂的理论根据。对犯罪未遂进行处罚的法律根据有社会危险性说、主管罪过+实行行为说、犯罪构成说之争,其中犯罪构成说是合理的,处罚犯罪未遂的法律根据是犯罪构成。     

金融犯罪分类问题探究

本文通过综合研析刑法理论界颇具代表性的客体、行为、混合等诸种分类法之优劣,紧密结合我国现行刑法所作的立法分类,提出以混合分类法为基本思路,依据金融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的相同性,兼顾犯罪方法的特殊性,作进一步的分类细化。以此,希望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犯罪分类设想。     

论环境犯罪的客体

环境刑法客体在环境刑法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根据环境犯罪不同的行为模式，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污染型环境犯罪、破坏型环境犯罪和走私型、渎职型环境犯罪。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和探讨三种类型犯罪的客体，以期对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受贿罪客观方面问题探析

就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进行详尽分析，以促进司法工作进一步开展。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诸要件中，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处于中心地位，是受贿罪的最本质特征。对于能否正确认定受贿罪，从而区别受贿罪与其他犯罪，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研究有着其重大意义。     

论犯罪故意中是否应包含"违法性认识"

关于犯罪故意中的明知是否包含＂违法性认识＂的问题历来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我国学者关于关于此问题的认识大致有否定说、肯定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而世界各国刑法对此问题在立法上也表现为不同的模式。然而无论是传统刑法理论,还是目前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均未提出犯罪故意中是否应包含＂违法性认识＂。     

小议“我国刑法的目的犯”

<正>根据大陆法系理论,占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包括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犯罪构成的要素即犯罪构成的内容,包括客观的、记叙性的要素,也包括主观的、规范性的要素。犯罪目的是大陆法系的说法,由于大陆法系主张法益侵害论,犯罪构成倾向客观主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受贿犯罪之比较

受贿犯罪,作为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受贿犯罪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手段的复杂多变,我国也是相继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七)》、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文件,在罪名体系的设置、受贿范围的界定方面均有相当大的调整。本文旨在通过将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受贿方面的法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法条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进行比较,进而对于立法例的完善提出一定见解。     

效率与公平:持有型犯罪的法律经济学思考

效率与公平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法律经济学课题。持有型犯罪与普通型犯罪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区别甚大。借鉴法律经济学长于利用的模型、公式分析两类犯罪的犯罪构成、司法资源量(成本投入)和犯罪惩治量(收益产出)，显现出持有型犯罪的刑法设定，提高了惩治此类犯罪的效率，但降低了刑法惩治犯罪所应实现的公平价值。在法律经济学视野中，合理框定效率与公平的价值目标，是未来我国刑法制度理性化与日趋完善的应有之义。     

浅析洗钱犯罪和反洗钱的法律对策

针对洗钱犯罪的特殊性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从界定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入手，着重分析洗钱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从而达到科学界定洗钱犯罪的目的，并立足我国国情，吸收和借鉴国际反洗钱犯罪的经验，提出我国反洗钱的法律对策。     

犯罪着手的教义学重述： 学说对决、命题重证与具体解答

形式客观说并未丢弃实质,故其本为形式与实质相结合说。是否立足于构成要件行为是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刑法定型,决定了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各自是否为犯罪着手认定提供了明确标准,且是否导致犯罪着手认定的过于提前或推迟,进而决定了是否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应抛弃脱离形式限制的实质客观说而仍坚持形式客观说,但其“开始命题”应通过“基于大数法则的类型化危险形成说”而将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予以实质性落实。通过“基于大数法则的类型化危险形成说”,形式客观说对结合犯、隔离犯、徐行犯和原因自由行为型犯罪的着手能够做出妥当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