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原因分析及建议——以衡水市为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写入其中.2014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这些政策为加快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结合衡水市实际,对制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为例

研究农村普惠金融现状及其发展水平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依据辽源市东丰县2006-2013年普惠金融相关数据,分析辽源市东丰县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测量东丰县近几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丰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从2006年-2013年东丰县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比较良好,但是在2008年期间出现大的调整与波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以金融机构网点的地理渗透性和从业人员的人口服务性的扩张为主导力量。同时借鉴国外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提出适当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加大农村地区金融知识传播、加强金融机构员工队伍建设等利于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教育发展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概念,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致力于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知识教育与培训,即“金惠工程”。“金惠工程”的理念与当前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广泛开展国民金融素质教育的主要目的——发展普惠金融是一致的。文章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需农村金融教育先行的观点,阐述并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教育工作实施情况及效果,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在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量方法改良的基础上,对中部六省2005~2013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005~2013年的近十年间,中部六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且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都没有出现0值的情况。从总体上来看,2005~2013年,湖南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部六省当中的最高水平,其次是山西、湖北、安徽、江西、河南,但河南在中部六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最快。从分析中部六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看：农村人均收入、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数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普惠金融政策、当地信用环境等是造成六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浙江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评价研究——兼论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普惠金融价值理念,结合浙江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实践,尝试构建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价丽水农村金融改革成效。利用2011年1月-2014年9月的相关数据,计算丽水农村金融改革下农村普惠金融的各项指标。结果显示,丽水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整体成效明显,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组织层次不断丰富、金融市场活力不断释放、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     

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发展与改革研究

农村金融服务是“三农”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理念,是解决“三农”信贷不足、信贷不公等问题的关键,但我国农村金融存在严重的非普惠性。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贯彻金融公平理念、实现金融全面创新和全面履行金融社会责任,以金融公平为导向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以金融创新为导向提升金融服务“三农”质量,以金融责任为导向保证农村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普惠性公平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是党中央在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普惠金融”概念,意义十分重大.农村金融作为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农村金融普惠直接影响着整个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因此,发展普惠金融的首要着力点应放在农村,应将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突破口,通过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     

互联网金融助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探讨

互联网金融自2013年兴起以来,如今已有了多种模式,并开始加速向农村方向渗透。互联网金融凭借其大数据技术和便捷性操作,能有力增强金融普惠性并助推农村金融的发展。论文首先对互联网金融助推农村金融的优势作出分析,通过举例说明农村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路径,然后对其发展的难点进行简要的阐述,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普惠金融前沿动态研究——基于CNKI数据库(2006-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

近年来,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新的方向与特征。然而学术界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国内普惠金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Cite SpaceⅢ文献计量软件,运用共词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图示,从CNKI数据库的经济与管理学科范围内分析我国2006-2015年普惠金融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研究热点及研究方向,以期探讨我国普惠金融研究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农村信用社”、“普惠”、“农村金融”、“小额信贷机构”等内容是该领域研究关注的热点; “手机银行”、 “农村扶贫开发”、 “区域合作”是目前较为新颖的研究内容。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1978-2004年数据的检验

大多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它们从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角度进行了理论阐释。本文则从农村自身经济发展层面出发运用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资金的不断外流和非正规金融的不规范发展,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现实的出路是遏制农村资金外流,提供更多的农村正规金融资源;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关于创新发展普惠金融策略的思考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然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其发展受限于多重不利因素。金融排斥导致其“普惠性”与“盈利性”目标相悖是普惠金融发展受限的内在原因;监管错位构成了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阻碍;共享性征信体系尚未完成是普惠金融发展不足的环境壁垒,寻求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迫在眉睫。而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以及金融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本文基于上述两个视角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从发挥政府引导与支持作用、引导互联网金融回归普惠之道、加大商业性金融机构普惠资源投入、依靠金融技术建设普惠金融发展服务机制四个角度探索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之道。     

对余额宝实行有效监管的观察与思考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互联网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在丰富金融供给、方便群众、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游离于金融监督框架之外,潜藏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因此,应加快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建设进程,在有效监管的框架内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本文以余额宝为例,对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潜在风险进行分析,提出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于吉林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

2015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在吉林省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对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经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对吉林省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行全方位分析,结合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带来的多方机遇,提出全面加强全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找到破解吉林省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症结的“金钥匙”,激发农村金融活力,促进全省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方向与路径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在我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正日益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然而,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休戚相关,虽然互联网金融在便利人们日常生活、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体系包容性、促进普惠金融高速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正向激励作用,但是也面临着除传统金融风险之外的独特风险,这无疑增加了传统金融监管的难度以及监管盲点。当前,在“云物大智”技术不断突破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破解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难点与盲点,既能保障金融的包容性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可持续性发展,又能达到金融监管的目的,实现适度监管,守住触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底线,当务之急就是大力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方向与路径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主导模式。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在农村的金融供给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近年来政府为改变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对农业进行了大力支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这种“政策反向”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上没有得到有效体现。文章首先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其次分析了影响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不足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     

中国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综合测度分析

基于渗透性、产品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基本维度构建农村金融包容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05-2018年农村金融包容指数,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及区域差异进行综合探析。结果表明：三大维度对整体包容性均有重要解释作用,渗透性是基础,产品接触性是关键,使用效用性是核心;观测区间内,中国农村金融包容性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四大区域农村金融包容性呈明显分化格局,东部最高,东北地区略高于中、西部但均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总体地区差异存在缩小趋势,但可能出现“中部塌陷”问题。因此,有效发挥金融服务需求、供给和监管三方协同作用,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互联网＋”、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实证检验

运用多元测算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获取我国31个地区2008-2014年“互联网+”、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相关变量数据,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三类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和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相当,经济增长对“互联网+”的影响较大,而对普惠金融影响相对较小.微观上看,三者之间正向作用已经存在,普惠金融对城镇化率和贸易开放度驱动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对普惠金融发展、城镇化率和贸易开放度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各经济主体加强基础性投入、注重精准化投入并做到长期坚持以促进三者协同发展.但从长期看,普惠金融对“互联网+”和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驱动的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冲击,“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具有微弱的负面冲击,因此,需要政府层面加强统一监管并积极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消除其中的摩擦因素.     

对于吉林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对于促进金融公平、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产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农业大省吉林省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建设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难题,并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建议。     

浅析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特点、优势及实现路径

我国正处在经济改革关键期,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调整需要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蓄势待发。只有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市场、运行和监管体系,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为经济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而建立存款保险和允许银行破产等制度,能快速推进金融改革,使金融为经济实体服务,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呈现健康、有序与持久的活力。本文在简要介绍存款保险制度的定义、类型及必要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影响我国存款制度建立的一些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