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指标构建与成效评估——以宁德市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例

2019年11月,宁德市获批创建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评估宁德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深化普惠金融发展,文章参照《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填报制度》构建了宁德市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测算普惠金融指数,对宁德市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2015~2020年宁德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发展速度有所趋缓,保险业发展存在较大短板。基于此,文章提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创新普惠保险发展模式等深化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     

构建我国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思考

普惠金融强调给一切有金融需求的群体提供平等的金融机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到底是什么,国际普惠金融如何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如何发展？本文对普惠金融的定义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简要回顾,对国内外几种成功的普惠金融实践模式进行了经验总结,对中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体系提出了几点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为例

研究农村普惠金融现状及其发展水平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依据辽源市东丰县2006-2013年普惠金融相关数据,分析辽源市东丰县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测量东丰县近几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丰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从2006年-2013年东丰县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比较良好,但是在2008年期间出现大的调整与波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以金融机构网点的地理渗透性和从业人员的人口服务性的扩张为主导力量。同时借鉴国外普惠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提出适当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加大农村地区金融知识传播、加强金融机构员工队伍建设等利于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构建：以菏泽市为例

为对菏泽市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构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选择基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菏泽市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算。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菏泽市普惠金融处于“基本普惠”状态。     

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几点思考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发展普惠金融首次写入党的决议,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开始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方略和金融机构的重要课题。论文梳理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全面总结了农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实践经验和启示。在此基础上,结合农业银行实践,从国家层面对发展普惠金融提出了几点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多维指标构建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通过计算2004-2013年普惠金融指数,衡量评价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计算出31个省（市、自治区）2013年普惠金融指数衡量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对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做定性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公路里程数与普惠金融指数呈正相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结构、文盲占比与普惠金融指数呈负相关。最后提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相应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了200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关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维度的渗透性"子维度在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起到主导效应,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大部分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在省域层面上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周边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过这种溢出效应或区域辐射效应还不明显。     

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构建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算,并构建回归模型探讨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自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后,普惠金融指数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在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作用效果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减弱趋势。因此,为了使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更好地协同发展,应采取强化政策引导,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域内金融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信度加权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评价及运用——来自湖北的案例

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是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有效手段。本文首次将经典测量理论中的信度概念引入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编制过程,以湖北省的指标数据为范例,构建了通过信度检验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础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熵值法、critic法、变异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等四种单一综合评价模型计算普惠金融评价结果,并运用信度加权组合评价模型计算每种模型评价结果的信度值和权重,最终计算出信度加权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本文将信度加权组合评价模型运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编制,既兼顾了主观赋权法的灵活性、客观赋权法的科学性,还避免了单一综合评价模型计算指数产生的偏差,最终合成的信度加权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能更准确地反映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共享金融视角

论文构建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基于共享金融的视角运用向量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促进效应要大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效应。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对涉农金融服务需求多样化问题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本文从推进普惠金融工作,改善当前涉农金融服务状况等方面,探析金融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分歧的原因。通过调查了解到,目前涉农金融服务需求快速增加,辖区涉农金融机构对涉农经济主体的服务明显改进,但“惠农”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

本文以1978-2013年的中国农村金融运行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3年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虽经历波折但整体向好,相比改革初期,21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服务各方面都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在2007年以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但是,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存在过度重视农村金融“量”上的积累,而忽视“广度”、“深度”、“效率”等多方面协同发展的问题。鉴于此,本文结合普惠金融理论提出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基于ARDL-ECM模型估计

本文利用中国1988~2016年宏观经济数据、金融数据,分别构建金融压力指数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来反映我国的金融稳定状况和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并利用ARDL-ECM模型来分析金融压力指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深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短期会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长期来看是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并且对于我国来说金融深化短期内有利于缓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长期不利于金融稳定。同时,长期内金融深化可以加大普惠金融对金融稳定的有利影响,但是短期却会加大普惠金融不利于金融稳定的作用。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基于SYS-GMM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05~2016年我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 统广义距估计（SYS-GMM）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整体上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且政策制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产 业升级效应具有调节效应;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产业升级效应最大,西部地区 最小。此外,文章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倒U”型关系。基于结论提出 如下建议：实施区域差别化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完善普惠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普惠金 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关于创新发展普惠金融策略的思考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然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其发展受限于多重不利因素。金融排斥导致其“普惠性”与“盈利性”目标相悖是普惠金融发展受限的内在原因;监管错位构成了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阻碍;共享性征信体系尚未完成是普惠金融发展不足的环境壁垒,寻求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迫在眉睫。而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以及金融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本文基于上述两个视角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从发挥政府引导与支持作用、引导互联网金融回归普惠之道、加大商业性金融机构普惠资源投入、依靠金融技术建设普惠金融发展服务机制四个角度探索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之道。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与集聚效应

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地理特征,依据2006-2015年30个省市相关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普惠金融发展空间集聚效应.结果发现:各省市农村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局部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普惠金融集聚与农民收入变化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鉴此,应加强区域空间金融合作,提高保险业普惠度;加强地方政府之间交流合作,发挥普惠金融集聚辐射作用,推动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     

普惠金融与创业:“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推进的关键时期,本文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和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创业具备显著的增进效应。考虑多种模型设定、不同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内生性问题讨论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普惠金融并没有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来促进创业,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增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对居民金融能力的提升。随后,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随着金融教育的普及,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将加强。区分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可以发现,金融教育对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创业的增进效应实现的。本文的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金融发展,实现金融广化更有助于居民创业精神的激发。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以湖南省为例

在讨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湖南省为例分析2008-2017年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其耦合关系的时序变化过程。结果发现：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已由过渡阶段转变到了协调阶段。两者呈现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与普惠金融相对滞后交替变化的情况,现阶段表现为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应当是农业产业化,需要加快基于农业产业化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强化金融素质教育,并建立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     

普惠金融究竟如何影响居民生活?——来自我国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有力举措。当前,普惠金融研究聚焦在银行业与居民收入,未将非银金融业与居民消费纳入考虑;此外,将普惠金融指标的波动性作为权重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也缺乏经济学含义。本文首次根据各省份五项金融业全口径普惠发展指标,基于经济的相关性设定指标权重,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构建省际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从收入和消费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均有正向刺激作用,且刺激作用的大小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因而,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的刺激作用大于农村居民。鉴此,本文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重心应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倾斜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