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重组业绩承诺推高资产估值了吗

随着并购重组的井喷,业绩补偿承诺作为并购交易定价调整机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那业绩承诺是降低还是加剧了并购交易中的投资风险?基于这一问题,本文研究了业绩承诺对标的资产估值及并购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业绩承诺能够减缓当事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较强的信号作用,推高了并购重组时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同时造成上市公司股价的攀升,该相关度在双向业绩承诺重组交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进一步对业绩承诺进行了事后研究,结果发现,业绩承诺的实现程度与之前的资产高估值并不形成一致关系,预示着高估值资产所蕴涵的预期业绩并未实现,深入分析发现,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好(外部环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较低(内部环境)是其主要原因。因此,资本市场投资者应慎重看待并购重组中的业绩承诺,防范业绩承诺成为空谈的风险;同时,监管层应强化对业绩承诺的事前和事后管理,而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强化对业绩承诺违约的处罚力度是其重要思路。     

并购重组过程中的信息泄露与财富转移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利用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持仓比例数据,分析检验了并购重组中存在的信息泄露问题与财富转移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首次披露并购重组公告前,存在严重的信息泄露现象,机构投资者在交易时机与交易对象的选择上都明显占有优势,直接导致了不同投资者间出现显著的财富转移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信息泄露的现象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更容易出现,而在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则较少出现。这些发现有助于人们了解并购过程中存在的信息泄露现象,辩证地看待机构投资者所扮演的角色,并探寻了信息泄露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的可能性,这对改进监管层政策法规、规范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并购重组盈利补偿是否有效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基于博盈投资非公开发行与资产收购案例

随着国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日益频繁,构建合理的机制制约并购重组中的非理性行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盈利补偿成为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而普遍采用的机制。本文以博盈投资非公开发行与资产收购为案例,分析盈利补偿机制对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利补偿机制在承诺期内确实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盈利补偿机制只是一种并购失败的短期补偿救济措施,应通过延长盈利承诺期限、加强对违约行为的惩罚力度等措施进行优化。本文研究深化了盈利补偿机制研究层次,对指导并购重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业绩承诺及政策影响研究

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行为及其政策影响进行相关研究。从并购项目实现期内业绩达成率的角度,本文发现"神预测"区间内相邻实现期内的业绩达成率具有显著性差异,前期业绩实现期的业绩达成率要显著高于后期,由此本文认为我国并购重组中存在高业绩承诺现象。进一步,从业绩实现能力的角度,本文划分出具有高业绩承诺行为的并购项目并将其对估值溢价率和交易溢价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使其获得了"高估值",同时在资产交易时产生了"高溢价"。高业绩承诺的并购重组项目由于业绩无法实现,则变成了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造成中小投资者损失的同时严重打击了市场投资信心。对此,本文给出了加强业绩承诺风险披露和优化业绩补偿方式的政策建议。     

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研究

并购重组中基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交易行为既是监管重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6—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考察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对并购公告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引发了主并公司股价的提前反应,从而降低了并购公告时的市场反应,这一现象是由内幕信息泄露引起,且内幕信息主要来源于包括员工在内的公司内部人,而非机构投资者。进一步分析表明,改善信息环境可以有效缓解并购重组的信息泄露问题,体现为知情购买交易的信息泄露效应受到分析师跟踪、审计质量和问询函制度的有效制约。本文研究深化了现有的并购重组内幕交易行为研究,为实施精准监管和防范内幕交易等政策提供了一定参考和依据。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项中的业绩补偿制度相关问题研究——以A公司收购B公司为例

企业并购重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形成的一种必然趋势,通过资产重组,可以让企业强强联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中,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核心问题,是交易双方能否在交易资产定价上达成一致,这是市场各方关注的重点,我国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采用了业绩补偿制度,作为对交易定价公平性的一种法律约束。业绩补偿制度,是指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的未来经营业绩作出承诺,在业绩目标未达到时对收购方进行补偿。本文将结合A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例分析,探讨业绩补偿的作用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希望本篇论文能够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市场化定价方法的使用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用的信息。     

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企业的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业绩补偿承诺协议是并购交易定价事后调整的一种契约安排。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业绩补偿承诺对并购后标的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激励效应,但相比于单向业绩承诺,双向业绩承诺并没有发挥更显著的激励作用。激励效应与承诺的业绩增长率呈倒U型的相关关系,随着承诺业绩增长率的提高,激励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研究还发现,当实际业绩无法达到承诺值时,约定的惩罚方式会影响标的企业的业绩,且相对于现金赔偿方式,股权赔偿方式的激励效应更明显。业绩补偿承诺协议对于提升标的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激励作用,本文的研究指出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不足,对于优化并购定价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分析

深证A股发生多起重大资产并购重组事件,约八成以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业绩承诺协议,业绩承诺已成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作者基于2013年至2017年深证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资料,分析并购行业、业绩承诺签订、业绩承诺完成、业绩补偿方式等情况,探讨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并提出增强对并购标的的识别能力,加快并购双方的融合进程等建议。     

并购中的价格锚定:金融创新还是价值掠夺--基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案例分析

高并购溢价一直是理论界和监管层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高并购溢价为例,深入分析了并购交易中锚定价格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支付对价与并购标的业绩承诺现值之间的差额是融资购买股权的费用,并不是并购标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主要是上市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将融资购买股权的费用直接锚定在股价中,引导外部投资者看好此次并购,最终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减持掠夺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给监管层的政策建议是要规范并购重组中的定价问题,并详细披露相关的信息,以降低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持有人财富的溢出影响——基于网络投票数据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降低了中小股东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成本,也方便其借助网络进行投票表决。本文借助2008—2018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数据,基于公司债券持有人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积极主义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小股东主观上基于自身利益的积极主义行为,客观上能够显著增加所在公司的债券持有人财富,即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该正向效应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具有高度显著性。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进一步探究其内在机理发现,中小股东积极主义通过提升公司业绩和增强财务稳健性,进而增加其所在公司的债券持有人财富。该溢出效应在较差的内部治理环境、投资者学习效应和畅通的外部信息渠道下更为显著。     

重大资产重组核准制效果研究北大核心

2014年,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修订前上市公司所有的重大资产重组都需要得到证监会核准,而修订后现金支付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再需要证监会核准。本文以此次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参与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研究样本,研究原本需要核准但因政策放松不再需要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的绩效变化。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放松核准后的重大资产重组虽然数量显著提高,但绩效有所降低并具有异质性:放松核准后重组绩效下降的情况在收购方第二类代理问题较严重和成长性较低的重组事件中更加显著,而对于成长性较高的企业,放松核准却会提高其重组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放松核准后,收购方进行跨省和跨国重组的可能性增大,但这两种重组的绩效降低;放松核准还增加了重组后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本文结论表明,放松核准可以有效地激发市场活力,但依然存在相关因素影响市场化改革。     

多元化并购溢价与企业转型

以往研究表明多元化并购源于代理问题、内部市场和生命周期,其绩效一般低于同行业并购。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4年277个重大资产重组样本发现多元化并购存在8.42%的溢价。机制上,转型到新业务企业(“另起炉灶”型)完全导致了多元化并购溢价,其并购前业绩较差,并购后业绩明显改善,企业转型的力度可以解释多元化溢价。同时,此类并购改善公司业绩的效果在并购后三年依然存在。上述结果说明,多元化并购在短期内帮助业绩较差的已上市企业实现转型,金融市场能部分反映并购后基本面的改善。     

资本市场开放能否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沪港通”和年报文本挖掘的分析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股东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开通的“沪港通”机制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资本市场开放是否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提炼可读性指标衡量信息披露质量,使用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实施以后,标的公司(纳入“沪港通”的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这一结论对不同的估计方法、样本区间及控制变量组均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盈余操纵水平较高、股价信息含量较低的企业,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更好地改善其信息披露质量。本文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为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会计信息透明度与资源配置效率

以1999年至2004年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通过构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模型,探讨了会计信息透明度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规模后,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越高的行业,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越好。研究还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与产权、产品市场竞争等其他公司治理变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互补效应。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支付方式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丰富、灵活的并购重组支付方式是提高并购市场效率的关键之一。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支付体系概况,重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并购市场案例及实证数据,对并购创新支付工具作了评述,提出完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支付体系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并购交易中先行推出定向可转债、引入储架发行制度、论证认股权证试点的可行性、支持券商提供并购支付融资工具等。     

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短期财富效应研究

定向增发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流方式.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定向增发可以为公司的发展和成长提供资金;对于投资者来说,定向增发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短期财富效应是指证券市场各因素引起股价发生波动而给股东带来的额外收益.因此,选择39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短期财富效应进行研究,其中以2007年10月16日为分界,选取2007年3、4月实施定向增发的21家上市公司及2008年3、4月实施定向增发的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分析定向增发在牛市和熊市中的财富效应.在实证研究中,通过超额收益率,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定向增发的市场变化、股东收益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     

支付方式与收购公司财富效应

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票支付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主要支付工具之一。本文以股改后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来实证检验收购公司在并购首次公告期间的财富效应,且分别检验不同支付方式下的财富效应差异。结果表明,股改之后并购为收购公司股东创造了正的财富效应,股票支付的收购公司所取得的超常收益显著为正,且显著大于现金支付所获得的超常收益。超常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一些交易特征对收购公司超常收益有显著的影响。     

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绩效的实证检验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普遍通过非公平关联交易、违规信息披露、市场操纵等方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非法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等角度,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分别对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后股权分置时期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绩效进行实证检验,这为制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BUYING AND SELLING COMPAN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e growth in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1990s has been nothing short of spectacular.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the growth of M&A are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which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excess capacity in virtually all global industries. When industries are experiencing overcapacity, some degree of consolidation becomes inevitable, and M&A is a primary means for accomplishing consolidation. Although much of the dollar volume of M&A comes from the highly publicized mergers of large companies, by fa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transactions is taking place in the middle market—that is, companies with revenues less than $500 million or a market cap under $1 billion. Along with the sharp increase in middle‐market M&A, the author notes a relatively new financing practice in which private equity groups take large minority stakes in middle market companies. One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is development, which the author calls “the small‐cap trap,” is that the stocks of small and mid‐sized public companies now appear to be trading “at large discounts to the values of their large‐cap peer group, even in cases wher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smaller firms is better.”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most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such discounts is the limited “float” of such companies; most receive little research coverage by Wall Street analysts and have limited institutional followings. After reviewing broad trends in M&A, the author offers some tips on designing a broad M&A strategy and conducting a selling process. One of the keys to the selling process is to create a sense of “exclusivity” among interested buyers without removing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message of othe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ways to create a sense of exclusivity is by providing good information, relatively full disclosure. Indeed, the disclosure should be sufficiently revealing that the initial bids are based on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