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指标而竞争*——来自中国煤矿企业的证据#br#

中国矿难治理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但总结其成功经验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认为安全生产的总量指标控制是一种降低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的有效方式。笔者手工搜集了2002—2006年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和省级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数据，并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发现单个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同地区其他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间存在指标竞争现象。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指标越少的省份，企业间指标竞争越激烈。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标省份或者主管官员晋升的关键时期，指标竞争更加激烈。最后，单个煤矿企业死亡人数与异省邻市矿难死亡人数不相关，排除了矿难导致监管加强的“威慑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煤矿安全生产总量指标控制对企业安全生产有显著作用。     

资本市场开放能否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沪港通”和年报文本挖掘的分析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股东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开通的“沪港通”机制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资本市场开放是否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提炼可读性指标衡量信息披露质量,使用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实施以后,标的公司(纳入“沪港通”的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这一结论对不同的估计方法、样本区间及控制变量组均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盈余操纵水平较高、股价信息含量较低的企业,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更好地改善其信息披露质量。本文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为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感知、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首次构建了中国微观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并通过一个三期理论模型阐释货币政策在不同宏观经济感知情形下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实证分析表明,当央行实施积极货币政策时,对宏观经济感知更乐观的企业更积极地响应政策刺激,表现为投融资行为增加.进一步将宏观经济感知指数分解为预期指数和回顾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感知指数的影响主要由反映企业未来预期的宏观经济预期指数引致,而反映历史信息的宏观经济回顾指数则没有显著影响.区分企业所有制的结果还表明,持有积极宏观经济感知的民营企业仅在积极货币政策状态下增加投资和提高杠杆率,而宏观经济感知对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则未受货币政策状态影响.     

基于产业板块划分的新型水资源阶梯式定价模型设计

合理定价对于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对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参考了国内外定价机制，选取了阶梯式水价作为基本的水资源定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将阶梯式水价模型与产业划分相结合，即在阶梯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不同层次的产业类型，创新性地提出产业板块划分下的水资源阶梯式定价模型；并且，在充分考虑政策支持性、用水效率、耗水总量等方面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划分，提出适用于水价模型的新型产业划分方式。以期通过合理水价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为了指标而竞争*——来自中国煤矿企业的证据#br#

中国矿难治理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但总结其成功经验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认为安全生产的总量指标控制是一种降低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的有效方式。笔者手工搜集了2002—2006年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和省级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数据，并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发现单个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同地区其他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间存在指标竞争现象。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指标越少的省份，企业间指标竞争越激烈。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标省份或者主管官员晋升的关键时期，指标竞争更加激烈。最后，单个煤矿企业死亡人数与异省邻市矿难死亡人数不相关，排除了矿难导致监管加强的“威慑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煤矿安全生产总量指标控制对企业安全生产有显著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感知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为了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2012-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和数字化转型指标。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会降低3.86%。在使用了更换度量指标、构建Bartik工具变量法和利用外生冲击进行合成双重差分检验(SDID)等多种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减少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本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提供了一种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新思路，并对“稳预期”和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货币政策感知与实业投资北大核心

本文首次利用企业年报文本数据构建了企业的货币政策感知指数,阐释企业对货币政策的积极感知能够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基于2009—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货币政策感知较为积极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被显著弱化。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感知指数分解为回顾和展望两个部分,发现货币政策感知的作用主要由反映企业未来预期的货币政策展望指数引致,而反映历史信息的货币政策回顾指数则没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感知主要通过实物期权与金融摩擦两种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对于资产可逆性较低、外源融资依赖较高的企业,积极货币政策感知能更有效地抑制不确定性的负面作用。     

如何行政发包——以省级政府目标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为例

科层制内部的任务分解和资源分配是中国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行政发包制”是理解中国政府治理的思路之一，但是不同特点的任务如何“发包”给不同能力的下级等问题尚未被充分讨论。2015年，中央将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冲击为本文研究省级政府如何向地市分配工作任务提供了契机。首先，本文把政府工作分为“明星型”任务和“守卫型”任务，并使用理论模型刻画了省级政府向不同能力的地市政府分配不同任务的行为特征。其次，基于2011—2018年28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文件作为分组依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2015年中央提出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前后，两类地级市在财政科技支出上的变动差异。经验研究发现：(1)实验组地级市科技支出(“明星型”任务)占财政支出比值增速明显快于其他城市；(2)省份越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则辖区内地级市的上述差异就越明显；(3)地级市科技支出占比与省内其他市科技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印证了省级政府进行任务分配的机制。本研究对进一步理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逻辑，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