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的实践

本文通过对中国1985-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但与传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不同的是,伴随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不是实际汇率升值,而是实际汇率贬值。本文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不仅仅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因为第二、三产业劳动者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促进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中国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分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出长期实际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面,即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中国的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升,相对价格在下降,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所描述的特征。由于中国1994年对汇率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进一步研究表明在1980—1993年和1994—2008年两个阶段,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的显著情况是不同的。分析形成两种情况的原因,为从劳动生产率角度考察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汇率制度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中国两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分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出长期实际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面,即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中国的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升,相对价格在下降,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所描述的特征。由于中国1994年对汇率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进一步研究表明在1980—1993年和1994—2008年两个阶段,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的显著情况是不同的。分析形成两种情况的原因,为从劳动生产率角度考察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汇率制度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的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研究

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以及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经典原模型——éger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在1990--2008年间,中美两国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与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实际汇率存在长期稳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成立     

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的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研究

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以及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经典原模型——éger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在1990--2008年间,中美两国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与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实际汇率存在长期稳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成立。     

强势经济造就强势货币？（下）——兼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

本文主要探讨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先呈现反向关系，在1994年后呈现正向关系。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假设条件目前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满足。长期来看，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未来在中国可能会存在。     

中国是否应该重启人民币升值?

从巴萨效应看人民币升值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际汇率应该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简称巴萨效应)。简单将一国经济体分成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由于前者生产率的提高往往快于后者,所以非贸易     

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思考——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汇率升值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始终没有消除,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困境。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追赶,人民币实际汇率有长期升值趋势,而当我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下降,这一趋势就通过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体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示我们可以通过一般物价水平调整缓解升值压力,即采用温和的结构性通胀策略降低升值预期。这对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消除外汇储备泡沫,转变经济结构具有积极作用。     

从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设看中国人民币汇率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和美元危机讨论中提出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揭示了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解释理论存在系统偏差。该假说包含的一国经济追赶会伴随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的推理,构成研究经济增长和本币汇率长期走势关系的起点命题。本文将借助该命题来分析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原因,同时进一步探讨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问题。     

二元经济条件下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实际汇率变动情况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不甚吻合。为解释这一现象,文章在分析我国二元经济下工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以城市化率作为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变量,提出了包含该变量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拓展模型,并运用ADF检验、特征根估计和协整估计,对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两个时期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元结构特征通过工资传导机制削弱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的有效性,且二元结构特征越明显,这种削弱程度越强。由此推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二元结构特征的减弱,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将日益显著。     

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通胀的区制转换特征研究

我们通过扩展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对名义汇率升值和通胀的相互替代作用进行了理论解释,并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研究了1983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人民币/美元汇率和中国通胀率的时间序列行为。经验研究显示,在缩小中美之间价格差距的过程中,结构性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有着相同的作用。人民币外在升值压力与国内通胀并存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我们认为,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的合适政策搭配会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性因素研究——“Balassa-Samuelson假说”的扩展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分析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部分来自快速的经济增长应当与实际汇率升值相联系的观点,这与"Balassa-samuelson假说"相关联,它认为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引起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但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显示出长期升值的趋势.本研究扩展了"Balassa-Samuelson假说",并引入扩展的1-2-3(CG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压低了中国的实际汇率,从而没有观察到"Balassa-samuelson假说";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服务业部门,即非贸易部门,实际汇率也将面临向下的压力.     

Monetary Policy Choic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Case of High Productivity Growth

We develop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n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where productivity growth differentials between tradable and non-tradable sectors result in an equilibrium appreciation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the so-called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 properties of this economy and 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policy rules. We show that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limits the range of policy rules that, with a given probability, keep inflation and exchange rate within predetermined numerical targets. We also find that the B–S effect raises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the welfare loss associated with policy rules that prescribe active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解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机制——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同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贬值的现实构成了实际汇率理论中的一对尖锐矛盾,明显违背基于供给角度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本文所设定的实际汇率传导模型表明,该效应仅在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内部传导环节成立,无法在外部环节得以显现。通过对模型约束条件的修正,本文分析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 the long run: Balassa-Samuelson effects reconsidered

Historical data for over hundred years and 14 countries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long-run effect of productivity o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We find large variations in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across four distinct monetary regimes in the sample period.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Balassa-Samuelson model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se results, we suggest an explanation of the results in terms of contemporary variants of the model that incorporate the terms of trade mechanism. Specifically we argue that changes in trade costs over time may affect the impact of productivity o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over time. We undertake simulations of the modern versions of the Balassa-Samuelson model to show that plausible parameter shifts consistent with the behavior of trade costs can explain the cross-regime vari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实际汇率、通货膨胀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30个省区的数据检验了中国经济相容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程度,结果表明:各省区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与相对价格的关系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所描述的特征。对各省区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与相对价格进行逐个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有23个省区的数据符合理论所预示,这也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各省区通货膨胀率长期存在差异的解释。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率的差异与各省区的实际汇率之间存在较弱的长期协整关系。     

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计：理论与实证判断

从供给角度运用Balassa-Samuelson模型对Elbadawi模型作了改进,引入了生产率因素,解决了人均吸收率的内生决定机制问题;并运用BEER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和汇率的失调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均衡实际汇率的走势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以1995年为界,前段主要呈现出贬值趋势,后一段呈现出升值趋势,但趋势并不明显;同时汇率的高估主要表现在1980年第2季度至1985年第1季度,而低估则主要出现在1986年第2季度至1995年第1季度;且当前的汇率失调程度并不严重。     

人民币汇率与企业生产率变动--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本文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企业资本劳动要素配置效应、企业选择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上述结论在考虑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企业出口与否、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作为人民币汇率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制约因素,企业融资能力越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越大。     

工资生产率背离与实际汇率——中美巴萨效应再检验

本文通过放松巴萨效应(B-S效应)两大假设,构建了包含贸易品一价定律偏离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开放经济局部均衡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分解,并使用中美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2004Q1-2016Q4季度数据,分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B-S效应及其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美之间B-S效应成立,但相对相对生产率通过影响相对相对工资从而影响物价水平,并最终影响实际汇率这一传导渠道不成立;(2)除传统B-S效应传导渠道外,我们发现相对相对生产率通过影响GDP进而影响实际汇率这一传导渠道;(3)产业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工资背离,使得相对相对工资的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产生负向(升值)作用。这说明,要时刻关注经济基本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Real exchange rate, productivity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s

We extend the classic Balassa-Samuelson model to an environment with search unemployment. We show that the classic Balassa-Samuelson model with the assumption of full employment emerges as a special case of our more generalized model. In our generalized model, the degree of labor market matching efficiency aff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secto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influencing labor’s choice betwee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s well as movement across sectors. When the relative labor market matching friction is high, search unemployment is high and the standard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may not hold.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our theory: controlling for differences in labor market frictions across countries provides a better fit in estimating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