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海归能否促进母国企业的出口？目前国内还尚未有文献专门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使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海关贸易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的合并样本,系统评估了海归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归对企业出口产生了积极作用,并且上述正向的“出口拉动”效应在样本期内具有持续性而且是逐年递增的。进一步,我们考察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海归对企业出口的促进效应。最后,行业出口质量的动态分解表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出口质量提高的贡献高达54%,其在海归促进行业出口质量提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海归“出口拉动”效应的存在,对我国有效挖掘海归在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浙江省城乡二元消费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消费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整体消费率偏低,导致消费需求约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消费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造成了城乡居民消费上的显著差距,其中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明显扩大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直接原因。文章通过探讨浙江省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指出如何改善区域城乡二元消费的现状,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内需,以促进浙江省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稳定发展。     

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海归引入国际研发溢出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海归对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海归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在不同地区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并且在使用多个工具变量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检验方法对影响海归技术扩散效应的若干因素及其门槛特征进行检验,并从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测算了引发海归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槛水平。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基于倍差法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使用倍差法考察了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显著降低,并且出口依赖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从加成率分布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分散度,从而有益于优化资源配置。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汇率冲击背景下出口企业的价格加成策略提供一个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收入差距、有效需求与自主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中国自主创新呈倒"U"形关系,收入差距既可以通过扩大创新产品的需求规模促进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又可以通过抑制消费结构升级最终阻碍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收入差距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其影响显著为正,而在西部地区其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乡收入比均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对这些地区而言,适当的收入差距促进了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智力外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研究

本文采用1992-2010年中国的省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智力外流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智力外流的经济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内呈现差异化特征。在1992-2000年间为负效应,但教育激励下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显著为正;在2001-2010年间智力回流主导下的生产率提高效应与教育激励效应共同促使有益智力外流的形成。此外,本文就智力外流经济增长效应的阶段性分析,为研究有益智力外流显现过程中的"发展门槛"提供了借鉴意义。     

遭遇反倾销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出口企业遭遇的反倾销调查越发严重,基于此,本文将反倾销纳入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分析框架,采用倍差法全面考察了遭遇反倾销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及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遭遇反倾销显著减少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提高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价格、出口产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且该效应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度、下游嵌入度以及地位指数的制约;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企业会通过集中核心优势出口核心产品、放弃边缘产品出口的方式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诉讼,而遭遇反倾销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在贸易方式方面,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的消极影响会随着加工贸易比例的提高而增强。最后,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产品竞争力指数,我们发现尽管遭遇反倾销总体上不利于企业的出口增长,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组合向其更具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转变,从而加速多产品企业内部出口产品间的优胜劣汰。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简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

2001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本文旨在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究竟对企业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利用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首次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而且还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此外,通过引入生存分析模型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即倾向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期。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创造效应,这一核心结论在剔除贸易中间商、排除加工贸易、剔除投资于避税港的企业以及采用最近邻匹配样本进行估计时都非常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