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选用2009—2018年各省农村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测算2009-2018年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且具有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收效果还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且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发展,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不断深入,其增收及减贫的作用效果也逐渐凸显.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普惠金融发展对浙江农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分析

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是刺激农民消费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目标。本文从实证角度,选取浙江省2005年—2017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浙江农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贡献度和深化度对浙江省农村消费影响是正向且长期稳定的。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应当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开拓农村理财市场,加强农村保险发展和加大农村消费信贷推广力度的政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及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可通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小。因此,为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全面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自然断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地理加权回归(GWR)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分布非平衡性;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呈正相关趋势,与第二产业占比呈负相关趋势,传统金融与教育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差异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就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所发挥的作用还鲜有学者关注.本文基于2012—2018年29省际的面板数据,引入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变量,构建具有调节变量的非线性模型来实证检验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当前金融集聚效应并未指向实体经济,前者对后者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此外,金融集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抑制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各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成为雇主,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成为个体经营者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程度较低、3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活动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各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成为雇主,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成为个体经营者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程度较低、3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活动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水平.     

广东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与空间依赖性研究——基于2000-2011年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通过测算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并建立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对2000-2011年广东各市金融发展相关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东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明显,并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广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了空间自相关性。为此,广东应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正视并遵循金融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加强区域性金融合作,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执行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给予落后地区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发展与改革研究

农村金融服务是“三农”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理念,是解决“三农”信贷不足、信贷不公等问题的关键,但我国农村金融存在严重的非普惠性。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贯彻金融公平理念、实现金融全面创新和全面履行金融社会责任,以金融公平为导向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以金融创新为导向提升金融服务“三农”质量,以金融责任为导向保证农村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普惠性公平配置,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中国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综合测度分析

基于渗透性、产品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基本维度构建农村金融包容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05-2018年农村金融包容指数,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及区域差异进行综合探析。结果表明：三大维度对整体包容性均有重要解释作用,渗透性是基础,产品接触性是关键,使用效用性是核心;观测区间内,中国农村金融包容性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四大区域农村金融包容性呈明显分化格局,东部最高,东北地区略高于中、西部但均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总体地区差异存在缩小趋势,但可能出现“中部塌陷”问题。因此,有效发挥金融服务需求、供给和监管三方协同作用,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基于分工理念的开发性普惠金融：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

开发性普惠金融建立在不同层次经济主体之间的产业链分工合作基础之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人类每一次分工形式的变化,都带来了经济发展质的飞跃。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促进规模农业发展以及金融影响劳动分工的思想能够成为开发性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将普惠金融纳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的劳动分工范畴,在农村及欠发达地区建立新型集体化生产经营方式。为欠发达地区、欠发达产业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金融支持是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功能定位。开发性普惠金融的比较优势在于：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兴旺,从根本上改善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缓解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助于金融机构实现风险控制与收益的有机统一。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以湖南省为例

在讨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湖南省为例分析2008-2017年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其耦合关系的时序变化过程。结果发现：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已由过渡阶段转变到了协调阶段。两者呈现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与普惠金融相对滞后交替变化的情况,现阶段表现为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应当是农业产业化,需要加快基于农业产业化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强化金融素质教育,并建立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发展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可有效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在改善环境、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提高"三农"领域的金融可得性。目前,中国在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绿色农业的标准尚未统一和规范,金融支持绿色农业的范围不够明确,缺乏针对绿色农业融资主体的信用体系,缺少绿色农业供给端的风险分担机制以及绿色农业消费端尚待进一步激活。要解决以上障碍,需农业主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等多部门协同合作。     

普惠金融究竟如何影响居民生活?——来自我国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有力举措。当前,普惠金融研究聚焦在银行业与居民收入,未将非银金融业与居民消费纳入考虑;此外,将普惠金融指标的波动性作为权重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也缺乏经济学含义。本文首次根据各省份五项金融业全口径普惠发展指标,基于经济的相关性设定指标权重,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构建省际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从收入和消费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均有正向刺激作用,且刺激作用的大小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因而,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的刺激作用大于农村居民。鉴此,本文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重心应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倾斜的政策建议。     

金融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农村金融省际差异研究

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6～2010年5年实际平均数据,从金融地理学角度运用因子分析法和模糊曲线法考察环境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科技因子、经济因子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各省(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各影响因子中科技因子影响程度最大,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开放、劳动因子影响次之,聚集因子影响程度较小。因此,缩小农村金融省际差异,必须统筹各金融地理因素,尤其应注重农村科技、经济和文化对金融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