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少子化”并没有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本文通过引入效用利他因子构建的扩展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对上述现象进行理论解析,并运用2013、2015、2017年CHFS的家户面板跟踪数据对这种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有“挤入效应”。(2)“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挤入效应”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差异,在农村“少子化”的储蓄“挤入”弹性要高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增加会加剧这种差距;“少子化”使得性别为男性的户主和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户主更倾向于储蓄,女性户主和退休后的户主则表现得不明显。(3)“少子化”对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挤入效应”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4)通过动态数值模拟发现,面对少儿抚养比的正向冲击,低少儿抚养比的家庭边际储蓄递减能力高于高少儿抚养比家庭。本文认为“少子化”提高了教育、医疗支出的储蓄替代效应,高储蓄率的发生不能忽视“少子化”的贡献,应继续优化、调整生育政策。     

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中国12省区41个市(区、县)5056名城镇居民家庭户主的调查数据,简析了我国城镇居民2008年家庭消费支出的总体情况,并从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三个项目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状况进行了剖析,主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户主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健康状况、政治面貌这六个特征对家庭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的影响。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中国12省区41个市(区、县)5056名城镇居民家庭户主的调查数据,简析了我国城镇居民2008年家庭消费支出的总体情况,并从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三个项目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状况进行了剖析,主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户主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健康状况、政治面貌这六个特征对家庭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养老保障的消费增进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中的8355个家庭数据,在控制家庭人口特征和家庭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分别从家庭消费水平和家庭消费结构两方面考察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养老保障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养老负担会使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明显下降,但是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会显著提高;参加养老保障会显著提高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尤其是无养老负担家庭会减少对未来养老的预防性储蓄而增加当期消费,养老保障的消费增进效应明显,但是有养老保障家庭的各项消费支出占比则没有显著的提高或下降。这充分说明养老负担是家庭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养老保障是刺激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消费增长的有力手段。     

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与家庭消费

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法,构建了金融素养综合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还可以带动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家庭债务杠杆率途径,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商业健康保险、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家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且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缓解由支出不确定性、主观健康不确定性和客观健康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3)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配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样本家庭中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背景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城市金融可得性较低且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影响更为显著。     

商业医疗保险能提高农民工消费吗——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与其相匹配的城市宏观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并结合处理效应模型,系统探究了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民工人均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其作用机制在于,商业医疗保险减少了农民工医疗方面的支出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预防性储蓄,使得消费增加;(3)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群体、“70后”、或来自省内的农民工受商业医疗保险的正向影响更大。     

东部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144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利用山东省1440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t模型和计数模型分别考察了影响农户借贷可能性和实际借贷数额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家庭支出、家庭余钱使用、在正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次数、借款用途均显著影响农户的借贷可能性和实际借贷数额;户主年龄与借贷可能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形,表明受教育程度高且年富力强的户主更容易获得数额较大的借贷。此外,户主的打工经历、家庭人均收入、借贷利率和借贷规范仅对实际借贷数额有着显著的影响。     

家庭住房套数、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 ——基于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

近些年我国储蓄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世界高位,但另一方面,“储蓄不足”问题也较为明显。随着贷款购房者增多,居民用于归还自身债务的被动储蓄增多,资金流入房地产部门,使得其他企业部门获得资金的难度加大。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展的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住房套数和房价预期对居民主动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住房套数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负相关,房贷支出加大压低了主动储蓄率;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正相关,并且房价预期的影响是异质性的。“一正一负”的作用力不仅吸收了居民当期消费,也透支了未来的居民消费。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市场,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居民“储蓄率高”与“储蓄不足”现象并存。     

后脱贫时期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

近些年我国储蓄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世界高位,但另一方面,“储蓄不足”问题也较为明显。随着贷款购房者增多,居民用于归还自身债务的被动储蓄增多,资金流入房地产部门,使得其他企业部门获得资金的难度加大。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展的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住房套数和房价预期对居民主动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住房套数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负相关,房贷支出加大压低了主动储蓄率;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正相关,并且房价预期的影响是异质性的。“一正一负”的作用力不仅吸收了居民当期消费,也透支了未来的居民消费。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市场,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居民“储蓄率高”与“储蓄不足”现象并存。     

“清华-花旗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研”发布首年度报告

（本刊讯）近日，一项新的调研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城镇家庭收入和资产显著增长，但相当一部分家庭缺乏长期、系统的理财规划。这项名为“清华-花旗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研”的项目，为期3年，旨在研究中国消费者财务习惯。调研结果表明43％的城镇家庭缺乏长期理财规划。     

家庭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债务积累和财务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住房支出对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其财务杠杆率上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无住房产权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住房支出在家庭财务杠杆率增加消费总支出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举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在家庭财务杆杆率反向影响日常生活开支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遮掩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合理控制家庭部门财务杠杆率的上升，谨防债务过度积累给家庭和社会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庭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提升消费结构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内容，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是否会影响家庭消费结构目前尚未得到研究。本文首次将消费者需求理论扩展到时间配置选择，通过构建家庭效用模型，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初步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理论与实证分析一致表明，如果女性具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则其所在家庭的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更低，且此结论在工具变量回归、安慰剂检验、稳健性分析等一系列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女性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对家庭消费结构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意味着，破除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偏见不仅有助于塑造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而且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等经济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长期照护保险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预防性储蓄等理论,运用双重差分法,依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考量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长期照护保险使得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了5.2%,这种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消费、日用品消费、通信消费中,对文化娱乐消费和衣着消费影响不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收入高以及过去一年内有住院经历的农村家庭受长期照护保险政策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表明,预防性储蓄、居民健康和代际经济支持是长期照护保险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应通过扩大城乡试点范围、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构建服务供给体系等方式,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     

社会保险参与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26246个受访者的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测算社会保险参与状况,从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两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方法估计了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1.随着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的增加,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降低,有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消费均衡;2.社会养老保险参与会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和降低家庭生命周期储蓄水平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而医疗保险则会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3.社会保险参与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受经济环境、生命周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现象,表现为南北方地区差距较大,对青年家庭影响更大;4.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对享受型消费影响次之、对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小,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影响效应正好与之相反。     

低收入家庭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考察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估计结果显示,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家庭总消费。人均低保补助每增加1%,人均家庭总支出提高了0.159%。现金转移支付的消费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上。对于消费性支出,对低保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仅仅增加了低保家庭的食物支出,衣物、家用电器、教育、娱乐等支出并没有增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低保家庭的消费刺激作用在农村地区体现的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低保家庭仅增加了食物支出的原因是由于低收入家庭的高储蓄倾向、社区居民监督以及福利依赖效应。低保家庭获得的现金转移支付每增加1%,家庭储蓄率增加0.350%。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低保制度、提高低收入居民福利具有借鉴意义。     

移动支付促进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了吗?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信息成本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移动支付用户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增加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但在面临疾病冲击时可能通过信息效应降低家庭的医疗保健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在多儿童家庭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乐观预期、保障能力与商业保险购买——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考虑商业保险“保障”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前提下,实证研究了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结果发现,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户主乐观预期程度越高,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越强。进一步区分保障型商业保险和投资型商业保险,发现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对投资型商业保险的需求,对保障型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则不显著。更重要地,不同风险保障能力下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存在异质性影响,家庭储蓄较多、社会保障覆盖较好以及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从预期视角理解商业保险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也为提升家庭风险保障和财富增值能力提供了借鉴。     

基于OLG模型的家庭资产最优分配策略研究

本文在考虑代际收入转移的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根据消费的特点将家庭消费分为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并引入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讨论家庭在耐用品、非耐用品、保险、风险投资和教育等方面的最优支出决策问题。模拟结果显示,本文模型能够很好拟合家庭实际支出结构。通过敏感性测试发现：风险投资和生存保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教育无法替代且独立于个体的风险态度;耐用品组合的折旧率对耐用品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体的风险态度和效用折现率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