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性的若干表征:自制造业观察

近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高技术水平是保持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利用2005年我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多个角度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强度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强度在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类别和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不同地域的企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税收减免、研发补贴等方面加强对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创新支持,是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可行路径。     

住房财富、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组合选择——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使用CHFS(2011)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住房财富对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决策及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房产财富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也会提升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即使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子样本回归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微观上表明,房产市场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不会抑制、反而会促进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     

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放权,尤其是对地区的放权。本文以计划单列为例,研究整体性行政放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并通过构造省内与省外城市的对比组来估计计划单列的因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放权确实有助于计划单列市提高其经济效率。本文对此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中国的农民工汇款是利他的吗?——基于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

对于移民汇款动机的解释主要有两类观点: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利用2005年农民工汇款问卷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民工汇款的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结果表明,男性已婚者的汇款量显著高于其它类型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具有失业经历的农民工汇款较少,而农民工老家的家庭非汇款纯收入对汇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利他主义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农民工的汇款行为,中国农民工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出农民工的利己性。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与展望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居多,而农业企业较少;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是制约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因素.企业对于疫情防控数字化应用、政府监管数字化等政策较为满意,而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本地政策、上下游企业数据协同的规范等则抱有更高的期许.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精准施策,引导企业增强转型意识,加强数据治理和监管体系建设.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房价变动与居民婚姻观念研究

房价的快速上涨是近年来我国经济中的重要现象,对宏观经济增长乃至微观个人的观念与行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尚未有研究系统考察房价变化对居民婚姻观念的影响。房价上涨反映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工作与婚姻的权衡。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和2015年数据,详细考察了房价变动对人们在工作与婚姻之间权衡的影响,用人们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看法来衡量工作与婚姻的权衡。研究结果表明,房价涨幅越高,居民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感越高,且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中。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女性流动人口、城镇户籍女性以及拥有女儿数量越多的人在工作与婚姻的权衡中更倾向于通过婚姻来抵御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房价上涨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预算约束效应对人们在工作与婚姻之间的权衡产生影响。     

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庭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提升消费结构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内容，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是否会影响家庭消费结构目前尚未得到研究。本文首次将消费者需求理论扩展到时间配置选择，通过构建家庭效用模型，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初步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理论与实证分析一致表明，如果女性具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则其所在家庭的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更低，且此结论在工具变量回归、安慰剂检验、稳健性分析等一系列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女性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对家庭消费结构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意味着，破除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偏见不仅有助于塑造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而且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等经济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趋势、挑战及对策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入了新阶段：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入iPhone时刻，互联网企业经营重心加速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传统企业开始利用自身行业优势发力产业互联网建设，乃至国家间开始将竞争策略延伸至数字技术领域。与此同时，也存在数据隔离现象日益突出、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亟待实现、企业数字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等现实挑战。针对上述挑战，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抢占全球发展先机，应着力打破数据孤岛，深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发挥体制优势，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关注中小企业，多措并举帮扶数字化转型；完善人才培养，降低数实融合的就业冲击；拓展国际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