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财富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住房已经成为中国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房奴效应”降低家庭消费。因此,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检验了住房财富影响家庭消费的可能渠道。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显著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住房资产具有财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财富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和拥有住房数量的差别均会对住房财富产生不同影响。根据本文研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发挥既有住房财富对平滑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家庭消费增长,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进一步推进家庭消费升级。     

金融素养、互联网金融与家庭消费——基于2019年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简单OLS估计和工具变量法，考察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并显著改善优化家庭消费结构，互联网金融在金融素养提高家庭消费总支出、优化消费结构的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和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消费结构优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鉴于此，本文建议积极推进金融知识教育，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借助金融科技等手段实现消费再升级。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房价预期与城市家庭消费——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CHFS数据，实证研究适应性房价预期对中国城市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其传导机制。总体效应研究发现：房价上涨预期不仅强化家庭预防性储蓄，而且提高家庭房产比重并降低流动性财富，进而对家庭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且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和拓展性研究表明：第一，较高的收入水平与就业正规性，会缓解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消费的挤出作用；而较高的背景风险、经济不确定性和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第二，相比于多套房家庭，房价上涨预期对一套房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大，并对无房的租房家庭消费产生预算约束效应。第三，在房价上涨预期下，家庭持有房贷能够平滑消费。第四，主观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消费的总体影响呈现促进效应。     

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与家庭消费

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法,构建了金融素养综合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还可以带动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家庭债务杠杆率途径,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深圳盐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计量分析

消费结构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的重要内容:消费结构数量研究主要方法之一是建立消费结构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本文通过对2012年深圳市盐田区城镇居民家庭每户各月的可支配收入及八大类消费支出的分户抽样数据,建立ELES模型,对深圳市盐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数量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消费结构方面提出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第三方支付的中介机制分析

金融素养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消费升级及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年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第三方支付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素养不仅能够刺激农户消费,还能显著优化农户消费结构,即提高农户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同时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第二,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的“部分中介效应”产生作用。对此,论文从普及农户金融教育、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差异化进行政策宣传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消费增长效应分析

"需求创造"理论从需求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系统阐述。本文基于"需求创造"理论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需求创造"机制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将引起消费支出比重变化,直接表现为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大体上快于消费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是消费增长驱动力;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开始了新一轮的"追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和时变性影响。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将迎来持续升级的黄金发展时期,对消费增长支撑作用也将不断加大。因此,采取进一步扩大内需、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必要和有效的。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展现出驱动消费需求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巨大潜力。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整体影响、结构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对家庭线上消费和线下消费均有促进作用,且对线上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从消费结构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居民的中高端消费的发展,有助于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家庭、东部家庭、高收入家庭和有负债的家庭消费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验证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以及风险偏好来促进家庭消费。     

“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少子化”并没有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本文通过引入效用利他因子构建的扩展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对上述现象进行理论解析,并运用2013、2015、2017年CHFS的家户面板跟踪数据对这种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有“挤入效应”。(2)“少子化”对家庭储蓄率的“挤入效应”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差异,在农村“少子化”的储蓄“挤入”弹性要高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增加会加剧这种差距;“少子化”使得性别为男性的户主和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户主更倾向于储蓄,女性户主和退休后的户主则表现得不明显。(3)“少子化”对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挤入效应”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4)通过动态数值模拟发现,面对少儿抚养比的正向冲击,低少儿抚养比的家庭边际储蓄递减能力高于高少儿抚养比家庭。本文认为“少子化”提高了教育、医疗支出的储蓄替代效应,高储蓄率的发生不能忽视“少子化”的贡献,应继续优化、调整生育政策。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

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指各项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额的比重,反映居民对各类商品的需求结构。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选取2004-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利用在研究消费结构中最常用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分析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揭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的量变特征,评估消费结构是否合理,为制定政策提供相应的建议。     

家庭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债务积累和财务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住房支出对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其财务杠杆率上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无住房产权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住房支出在家庭财务杠杆率增加消费总支出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举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在家庭财务杆杆率反向影响日常生活开支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遮掩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合理控制家庭部门财务杠杆率的上升，谨防债务过度积累给家庭和社会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房价变化、家庭消费决策与风险规避——来自我国城镇家庭的证据

本文采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总体数据实证分析了房价变化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房价上涨不会通过抵押效应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产生影响;(2)可预见到的房价上涨会抑制家庭消费;(3)未预期到的房价变化会对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从而也会对家庭的总消费产生正的影响;(4)未预期到的房价上涨会刺激家庭的购房需求,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家庭会提前购房。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

农村消费扩容升级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利用2019年CHFS的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采用内生转换模型（ESR）,从数字终端使用视角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消费升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反事实框架”下的估计结果发现,作为“新农具”的数字终端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的消费升级,在重新定义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终端可以通过增加网购与提高数字金融可得性的渠道助力农户消费升级;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对遭遇风险冲击农户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是优化农村消费环境、释放农户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     

最低工资提升了低收入群体消费吗？——基于中国城镇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比较分析

最低工资标准是保障我国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激发我国城镇低收入家庭消费潜力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最低工资的消费带动作用进行准确检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运用1992—200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最低工资线家庭为研究对象，分别检验了最低工资认定及标准提升对于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效果。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线家庭本身具有抑制自身消费的倾向，其消费水平也显著低于相近条件下的其他家庭，并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本文进一步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为政策冲击，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于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发现了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结果：与收入情况相近的家庭相比，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提升；而与包括中高收入家庭在内的全部样本相比，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一结果与最低工资的消费抑制倾向形成了有效呼应，同时为我国消费升级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影响效果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与实物资产财富效应实证分析

财富效应是消费函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财富效应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萎缩的原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发现1999年到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农村居民家庭银行储蓄与住宅资产未发挥财富效应,而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户消费支出具有统计性质十分显著的财富效应.在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发挥财富效应,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包括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提倡农村居民集约化居住,增加对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     

基于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基于Q理论的＂托宾效应＂实现的,另一种是基于莫迪利亚尼的＂消费财富效应＂实现的。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部分学者对我国股市财富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但是,对基于财富效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并不丰富。本文利用2002年第二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的上证综指,广义货币、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借助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富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有限,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其它传导途径发挥作用。     

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之一，其作用效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共五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我国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于有房有贷、无房无贷、“体制内”以及近期有购房意愿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提高家庭风险承担能力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