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政策会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本文基于2017年我国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企业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缓解绿色金融政策对债务成本的影响；(3)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债务融资成本上升更为显著。本文为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双碳”目标下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绿色转型为视角，从绿色经营管理、绿色生产转型、绿色创新转型、绿色排放转型四个维度，构建企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2012—201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政府补贴的资源属性和信号属性均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关系中起反向调节作用，且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补贴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激励和监督机制；第二，提高政府补贴政策透明度，加强与转型金融政策的协同运用，发挥政策杠杆效应；第三，合理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避免政府补贴政策效果受到削弱；第四，根据企业异质性分类施策，积极发挥政府补贴对各类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银企距离缩短能够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

立足于金融供给的地理结构视角,本文利用2005—2012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根据企业地理位置和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计算得出银企间的距离数据,分析了银企距离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银企距离的减排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显著降低企业排污水平,且该减排效应通过倒逼企业研发绩效增加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强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的减排效应。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银企距离的相关理论,同时对于金融发展助力“碳中和”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来自工业上市公司的绿色转型证据

经济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指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能够显著促进试验区内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分析得出,试验区内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所促进,但其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未达预期。本文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效应评估和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持和直接经验证据,为各地区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提供了参考。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并以2011—2019年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二是融资约束在政府绿色补贴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间发挥中介效应.三是在内部自我约束上,政府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外部环境约束上,政策效果则在中度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在加强绿色补贴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的异质性,为绿色投资创造更为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充分发挥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在“十三五”供给侧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绿色金融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并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从而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首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重污染企业的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负债均显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降幅最大,同时,国有、大型重污染企业的新增投资显著减少,另外,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上升且经营绩效大幅下滑,表明绿色信贷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力推动绿色信贷、不断完善绿色融资、切实引导资金流向资源技术节约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融资融券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投融资期限错配不仅阻碍了企业健康发展,还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融资融券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实施、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均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制度和融资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促进企业金融化行为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融券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融券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更突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融资融券通过加剧投融资期限错配降低了企业绩效,提高了企业财务和经营风险。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是实现其绿色转型的新渠道，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内生性和稳健性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受到重点监控以及非国有、规模较大及反应型环境战略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方向。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研究

选用沪深A股上市的2039家制造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加大创新资源投入、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来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非国有、有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80家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企业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使其需要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专门从事防污治污的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投资的支持中主要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政府和金融部门在事后治理中对环保产业的投入越多,环保企业投资越大。     

Does green governance affect financing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China’s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Given the increasing focus on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y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participate in green governance and scale up their green investment; however, many enterprises still experienc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ur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green governance can mitigate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high-pollution enterprises from 2013 to 2018, we find that corporate green governance practic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ase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is effect is pronounced in areas with high level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not only proposes a channel for alleviating enterprises’ financing constraints but also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for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emerging markets.     

政策连续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

从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角度出发,利用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在 2004-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模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瓶颈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其内部现金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中小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现象,且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融资瓶颈约束缓释效果越强,即减缓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绿色金融、融资效率和产业链企业价值

在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整合度两项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企业价值为被解释变量,依据2013-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法,对产业链企业融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绿色金融对产业链企业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得出,绿色金融与产业链企业是引航人与践行者的关系,绿色金融引导产业链企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链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为对象,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链企业价值这两者呈现倒N形关系,而企业融资效率能够显著调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Gree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of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green finance facilitates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enterprises, a dynamic panel threshold model is applied using China as our experimental sett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can improve the investment level of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play a similar role as green finance in promoting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green finance will be weakened or even offset by the excessiv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green finance on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and suggesting that maintain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leviating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enterprises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play the role of green finance in supporting the invest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enterprises.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模拟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了环境灾害损失冲击对于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本文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环境灾害冲击会显著提升银行体系的违约率水平,同时伴随着企业融资溢价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萎缩;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灾害损失冲击会导致银行违约率水平显著提升。且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实证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企业的资本折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环境灾害影响银行违约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灾害冲击及其导致的银行违约率上升还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水平,降低放贷规模和主动风险承担,并反作用于实体企业,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环境物理风险研究,刻画了环境灾害损失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后续效应,为政策部门防范气候环境风险提供了借鉴。     

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研究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债券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主体的绿色创新水平,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且发行绿色债券对二者的促进作用均具有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应不受企业产权性质和固有技术水平的影响,但相比于重污染行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利用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效率更高。路径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     

利率市场化能降低企业营运风险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的双重视角

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并促进企业有序运营与健康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其在微观层面如何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引起了高度关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诠释了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金融化进而降低企业营运风险的逻辑关系。为识别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营运风险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10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2013年7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为外生冲击,基于融资约束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经验证据。特别地,利率市场化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企业营运风险平均约下降样本标准差的2.39%。异质性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对企业营运风险的抑制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中尤为明显。本文研究对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