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测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构建投资便利化衡量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确定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得分的条件下，采用固定效应的检验方法考察2008-2016年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便利化、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拉动作用；而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距离对OFDI呈负向影响。未来中国应积极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合作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通过推动区域投资一体化，带动跨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信设施、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投资

本文选取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信设施对我国OFDI的影响以及金融发展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通信设施水平的改善,可以有效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东道国通信设施的发展有赖于其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通信设施水平就越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在"一带一路"地区投资时,应同时考虑东道国的通信设施与金融发展水平。     

东道国金融生态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及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考察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水平以及东道国金融生态对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生态多样性使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效率仅为42.1%;东道国金融发展规模不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但是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而金融机构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率的作用则恰恰相反,东道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政府管理的质量有利于提高我国提升对其投资效率并降低投资风险;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西亚和中东欧地区的相对较高,东盟、中亚和南亚地区相对较低,对高收入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效率远高于对中低收入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5—2018年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了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及各项子指标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投资动机交互项,进一步考察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不同动机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治理水平总体上促进我国OFDI的进入;分指标来看,沿线国家的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权稳定性和无暴力、监管质量等指标显著吸引我国的直接投资,话语权和责任指标则相反.引入交互项后发现,当基于市场寻求和劳动力寻求动机时,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OFDI的进入有正向作用,而基于资源寻求动机时,我国OFDI更偏向于流入政府治理水平较差的国家.     

普惠金融距离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效应分析

普惠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中的完善与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核心环节。基于此,采用2011-2018年"一带一路"51个沿线国家数据,测度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距离,并进一步考察普惠金融距离对中国向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水平普遍较低,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普惠金融距离对中国向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不同的长短期效应;而就分层而言,中国对不同圈层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流向受普惠金融距离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竞争力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因而,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区域协调,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税收新体系;为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提供优质的跨境涉税服务和税务风险预警指引,从宏观上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完善国内税收政策体系以提升国际税收竞争力,更好吸引外来投资;企业应密切关注东道国税收政策变化,有效防范风险,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东道国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实证检验

在剖析金融发展规模、深度、效率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之后,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水平下的促进效应不同,具有非线性特征,当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高于4.6281时,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东道国,而且较好的城镇化水平、完善的东道国制度、丰富的自然资源均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具有吸引和促进作用.鉴于此,应拓宽金融合作途径、完善金融设施建设、防范境外投融资风险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共生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稳健性动因分析——基于EBA模型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投资动因视角分析了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并运用极值边界分析(EBA)模型探究具有稳健性特征的条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资源寻求动因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具有"稳健性"的主要动因,而效率寻求动因假设未得到验证,并据此提出加强政府引导、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利用各国禀赋优势等政策建议。     

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投资便利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规模增长约1.66%与1.11%,且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投资环境变化敏感性更高;(2)投资便利化的促进效应仅在亚洲地区及后金融危机时代显著;(3)投资便利化提升利于优化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结构,且当市场规模与经济联系高于门槛值时,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促进国有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约0.37%与0.11%,促进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增加约1.47%与0.40%。为此,文章提出了营造公平对外投资环境、完善对外合作机制与鼓励企业构建包容性文化的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研究着眼点,阐述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概况,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2005-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从整体来说,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双边贸易合作、东道国市场 潜能、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共同影响,驳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掠夺资源为导向的不实之 词;从分地区来看,中国对中亚、西亚直接投资更受到自然资源因素影响,对东南亚直接投资 注重双边贸易合作与东道国市场潜能,对南亚、独联体、中东欧直接投资则是综合考虑双边贸 易合作、东道国市场潜能、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劳动力禀赋等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基础设施质量、制度环境、商品流通效率、电子商务成熟度这4个指标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基础上,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识别出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各个指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流量的影响,并对贸易便利化措施提出可行性建议.     

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多维距离(制度、经济和地理距离)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对东道国与我国在制度、经济与地理上的差距如何影响中国OFDI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即我国OFDI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相较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呈倒"U"型结构。经济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国别差异但门槛效应不明显,经济距离与发达国家OFDI正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OFDI负相关。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存在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最后对制度、经济与地理三维距离影响OFDI的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理距离对OFDI的负面作用最大,占据主要影响因素,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居于其次,而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PPP合作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合作对象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开发合作是"五通"规划的重点。在实际投资活动中,东道国主要采取PPP模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投资。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采取PPP合作模式所需的条件更加复杂。当地特有的经济制度与市场状况构成的外部条件是研判PPP模式成功与否不可忽视的因素。分析该模式合作成功的影响因素对于认识中国在该领域推进PPP合作的可行性与合作深度非常重要。本文从政府财政能力、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规模和政治环境四个方面考察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模式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环境因素,论证了其影响PPP项目投资数量和投资规模的程度,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加大,基于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建立模型模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东道国GDP的影响,采用2004-2020年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以检验OFDI对东道国GDP的影响程度,得出：中国OFDI规模每增长增加1%,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就会增长约0.012%;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等结论,并针对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一带一路”下企业对外投资管理研究——以A公司对孟加拉投资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企业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积极走出去,激发投资需求,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一带一路"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和常见模式,然后以A公司对孟加拉投资为例,分析了投资项目的风险,最后阐述了对外投资管理措施,以供参考。     

我国服务业OFDI在东盟10国分布现状、问题及对策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实际提出,连通东亚、东南亚、非洲、中亚、欧洲各地区,旨在促进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OFDI在沿线国家的流量和存量也不断增长,已成为对外投资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对东盟十国的服务业投资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这背后,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服务业OFDI在东盟十国的分布现状,指出其发展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我国服务业OFDI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董事会特征对OFDI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上市公司的检验

"一带一路"成效取决于沿线投资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FDI)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公司治理理论,实证分析了董事会结构特征对中国OFDI企业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会议频数的增加显著地抑制中国OFDI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独立董事占比的提高显著地加剧中国OFDI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研究对优化公司治理,提升"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效率,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理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互补性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和增速发展水平呈现分层化,总体来看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程度中等偏下.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服务贸易上存在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与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埃及等国家存在双向互补关系.沿线国家彼此之间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发展金融服务贸易,我国也要逐渐通过"放管服"帮助金融机构"走出去".     

全面推进“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

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改进资本和技术的错配,扩大全球软硬件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合作与分工。"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提出三年来已经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未来我们应着眼于构建"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不仅促进"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合作,也势必推动新一轮全球贸易的繁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