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

本文选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普惠金融推动城乡居民福利平等——要素流动下的城乡创业非对称中介效应北大核心

为了探究普惠金融如何在要素流动假设下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距,本文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构建了广义空间面板模型。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距,且这一作用具有空间集聚效应。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差距的机制在于其对城乡居民创业倾向的非对称影响:居民创业能够提高福利水平,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村居民创业倾向、抑制了城镇居民创业倾向,由此提高农村居民福利、抑制城镇居民福利,最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距。其空间集聚效应同样在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创业倾向的非对称影响:普惠金融吸引了周边的农村居民前来创业,抑制了邻近地区农村居民的创业倾向。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检验

近年来，我国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缓和，但在不同区域仍有不平衡性。本文基于库兹涅茨理论，利用2011-2022年江苏省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各地域而言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应当实现对城乡居民收入区域化的动态管理，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打破金融排斥的局面。     

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基于系统动态GMM估计和门槛回归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普惠金融发展对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土地城镇化却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二是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依据结论,得出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普惠金融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选择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1)全国层面上,普惠金融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东、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3)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反向抑制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选用2009—2018年各省农村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测算2009-2018年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且具有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收效果还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且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发展,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不断深入,其增收及减贫的作用效果也逐渐凸显.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能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的单一门槛。最后，本文提出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建议，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

基于2011—2018年间全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覆盖广度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两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水平、保险覆盖、传统金融、产业结构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探索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路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普惠金融”的有机结合体,在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提升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中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此,立足理论分析基础,从多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业态差异和组间差异。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制度路径和经济路径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影响。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普惠金融助力我国边疆乡村振兴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边疆省份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模型,从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和数字创新程度的视角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边疆省份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且当中等职业教育水平低于门槛值、数字创新程度高于门槛值时影响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东北边疆地区助推乡村振兴作用更强,西北边疆地区次之。其主要作用机制是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减少“因病致困”人口占比,带动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应推动边疆乡村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数字创新成果转化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我国边疆乡村振兴。     

金融发展、FDI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运用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还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截止2007年,仅北京、浙江、上海三个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跨越了更高的门槛值。     

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基于制度的视角

利用全国31个省1997~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交互项回归、分组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方法,在已有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与制度的交互作用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当制度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金融发展才能促进技术进步,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这一效应依然显著,但门槛值有所降低。引入金融干预变量之后,金融干预对技术进步也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制度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金融干预的负向效应才会被纠正,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这一效应依然显著,但门槛值有所提高,且这一门槛值比金融发展变量要高且超出了本文的样本最大值。分组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结果与交互项结果一致,加强了本文的结论。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及检验

本文对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作了相关论述和实证检验,基于1988—2008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增长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存在且显著。此外,对外开放的程度、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随后本文从信息不对称、所有制偏好、规模歧视以及抵押担保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