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一定提升城镇化水平吗?——要素价格扭曲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模型、分组回归检验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影响城镇化水平的要素价格扭曲门槛效应。结论表明,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金融集聚阻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交互项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和金融集聚的交互影响显著抑制了城镇化水平提升;分组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越高,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抑制作用越强;门槛回归表明,金融集聚和城镇化之间存在双资本格扭曲门槛、单劳动力价格扭曲门槛和双要素价格扭曲门槛,当要素价格扭曲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对城镇化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了金融系统作用的发挥,要实现金融发展支持城镇化的作用,纠正要素市场扭曲是当务之急。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要素价格扭曲视角下金融集聚提升城市化了吗?

本文运用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交互项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当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金融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金融集聚将通过极化效应提升城市化,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价格扭曲将会抑制金融集聚对城市化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金融集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金融集聚与资本、劳动及要素价格扭曲交互项的单一门限效应,当超越这一门限值时,金融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会发生反转。因此,纠正要素价格扭曲才能更好发挥金融集聚的极化效应,提升城市化。     

金融发展、结构偏差与农村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农村贫困减缓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于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SCC-FE模型和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背景下,金融发展、结构偏差和农村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单一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均表现为减贫效应减弱,金融效率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转变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贫效应逐渐消失,较高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阻碍了农村贫困减缓。结合研究结论,发展普惠金融、培育农村人力资本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是农村贫困减缓的有效路径。     

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金融发展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大陆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问题。结果发现：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产生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目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进入这一阶段,而且本身也不足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的贡献。     

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

由于受金融市场进入成本以及穷人初始财富不足的限制,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出门槛特征。本文利用1997—2012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穷人达到一定的资本积累后,金融发展才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也进一步说明,只有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

基于2011—2018年间全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覆盖广度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两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水平、保险覆盖、传统金融、产业结构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     

金融集聚视角下FDI对国际贸易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据,在构建面板门槛回归的基础上,以用熵值法构建的金融集聚指数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集聚"双门槛效应"。当金融集聚指数跨越了第一道门槛时,FDI对国际贸易发展影响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当跨越第二道门槛后,其促进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而长江经济带较多省市的金融集聚处于未达到第二道门槛的水平,FDI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但是存在较大的潜力。同时各地区金融集聚发展的整体差异在减小,各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发展进程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进一步跃升。     

金融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采集5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改革与收入不平等间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当金融改革水平低于门限值时,金融改革会扩大收入差距;当金融改革水平越过门限值时,金融改革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改革对降低收入不平等已经发挥正向效应,为缩小新兴市场国家收入差距,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而金融发展在驱动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分析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1999-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区域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是非线性的，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至一定水平之上，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能更好地显现；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驱动作用比西部地区更大，在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中，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完善地方金融发展体系、提高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助推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     

金融结构、双向FDI与技术进步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1990—2014年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金融结构对一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检验了双向FDI中介效应的存在。研究表明:(1)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利于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此外,随着一国技术层次的提升,金融市场对其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依次递增趋势,但金融市场在金融结构中的比重并非越高越好,一国需要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2)中介效应整体检验发现,双向FDI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一国技术进步的两个渠道,OFDI发挥的中介效应要大于FDI。(3)分组检验发现,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FDI均存在中介效应,但发展中国家双向FDI发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贡献更为显著。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不同程度金融化水平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研究

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本文通过构建卡莱斯基分配增长模型分析表明,金融化会增大股东权利,从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会不断降低劳动力收入份额.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及城乡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印证了这一结论,且金融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及东部城镇地区实证结果均表明,金融化对劳动力收入份额的挤占存在门限效应:在金融化的初期会大幅降低劳动力收入份额,超过门限值后这一负面影响明显减弱;中西部城镇及农村地区未发现门限效应,但两者仍呈显著的负向关系.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效应和门限效应的解析

我国金融影响区域经济的表现较为复杂,金融资源地理集聚与行业集聚特征明显.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影响差异.结果发现: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相近.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门限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集聚强度的增加逐渐减弱.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地区TFP——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经济运行互动关系中内在非线性结构的前提下,从金融深化角度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采用1992-2011年我国29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非线性理论的“门槛模型”检验和回归方法,以金融深化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金融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且存在基于金融深化的“双门槛效应”,即不同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结构变化,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呈区间递增的态势.     

绿色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角度测度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利用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建立了绿色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和技术进步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绿色金融发展尚未有效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据此,本文建议继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加强支持绿色业务开展和完善监督激励机制。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北大核心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并购重组选择差异的效率研究——基于商业银行异质性的Malmquist指数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结合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中国商业银行2006—2015年的全要素生产效率(TFP)及其分解,并通过其与互联网金融指数的回归结果发现,商业银行亟需寻求一种有效的战略途径应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业务冲击和技术溢出。本文引入并购重组选择的虚拟变量及其与互联网金融指数的交互项,利用修正面板模型对其与三类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分类回归,得出选择并购重组的商业银行能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环境下获得更高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效率,且大型商业银行能更好地发挥此模式带来的技术优势,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并购重组选择则会对其原有的技术吸收能力产生抑制作用。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结果,对各类商业银行及政策当局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