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券与价值创造:融资效应抑或治理效应?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2007年《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颁布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公司债券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司债券融资能够带来价值创造、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进一步探究公司债券融资促进价值创造的作用机制,发现公司债券融资在民营企业中主要发挥融资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则显著地表现为治理效应。因此,应大力发展公司债券,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公司治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违约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因其“监督激励效应”或“兜底效应”对公司的违约风险产生影响。基于沪深A股2003~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价值降低了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充实了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治理职能的认识,丰富了抑制公司违约风险的治理机制。     

高管权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财务重述

本文在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财务重述产生影响的基础上,分析高管权力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那些已经购买D&O保险的公司随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而高管权力的增大则推升了D&O保险诱发的财务重述的概率。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引进D&O保险有着较为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而高管权力的增大对于上市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掠夺效应还是治理效应：产品市场竞争提升现金持有价值的机理检验

通过实证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产生影响的不同作用机理,结果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确实可以促进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提升,这种作用机理更多地来自产品市场竞争的掠夺效应而不是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掠夺效应和治理效应可以通过融资约束得到更好的区分,在融资约束公司中掠夺效应表现更为显著。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具体促进机制,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其中的影响。     

比较法视域下公司董事赔偿责任保险立法问题研究——基于日本第二次《公司法》修改的比较考察

D&O保险的立法问题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亟需澄清的问题,同时亦是保险法学界关注较多的基础理论问题。本文通过考察D&O保险合同在公司治理中的价值,细致分析在2019年日本第二次《公司法》修改之际学界对D&O保险规则立法与否的争论及立法演进历程,并对增设D&O保险合同规定的初衷以及在决定该保险合同内容时的决策程序进行系统阐释。研究发现,增设D&O保险合同规定、明确公司有权全额负担保险费用,有助于提高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水平和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在探讨我国《公司法》是否应当构建D&O保险规则这一问题时,应注意到公司法上的补偿制度是D&O保险存在的前提。就D&O保险合同内容的信息披露问题,一方面,为防止公司费用无限地用于提升填补限额,可采披露D&O合同信息的手段;另一方面,就具体的信息披露事项,不可盲目“照搬”美国做法。     

A股上市公司融资租赁公告效应实证研究

以2007—2015年A股发布融资租赁业务公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实证研究融资租赁公告效应。结果表明:A股上市公司融资租赁公告能够带来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截面回归数据表明融资租赁公告的超额收益与税率弱相关、与破产成本显著负相关、与关联交易行为显著正相关;债务互补型的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会降低公司的价值,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会对融资租赁超额收益产生明显影响。     

融券卖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我国融资融券制度和转融券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从卖空的事前威慑和事后惩罚视角，系统考察了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卖空进一步放松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量均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通过提高股价信息效率(信息效应)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治理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提升了长期的企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外部治理效应，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股东主义”观点。本文为卖空的外部治理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并对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内部控制与异质机构持股的治理效应

本文实证检验了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下,异质机构持股在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方面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相比外地或短期机构持股,本地或长期机构持股更有助于提升应计质量和降低盈余噪音;当公司存在实质性内部控制缺陷时,本地或长期机构持股在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方面的治理效应显著降低;相比国有控股,异质机构持股治理效应的发挥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内部控制的影响更大;当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实质性内控缺陷时,异质机构持股发挥的治理效应明显更弱。这些结果表明,异质机构持股治理效应的发挥离不开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二者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主要由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驱动。本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异质机构持股影响公司治理的具体作用机理,为实务界和监管机构改善公司治理、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经验参考。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关联交易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表现出交易频率高、涉及金额大的特点。关联交易具有正反两面的效应,即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又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本文主要从盈余动机的角度出发,以近三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存在明显配股动机。关联交易会对盈余质量产生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随关联交易规模的扩大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的趋势。     

保险治理与公司违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CEO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上市公司控股模式与公司业绩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控股模式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同的持股模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上,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基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代理权争夺机制和收购机制四种公司治理机制的控股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某种控股模式对四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但把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再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市场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控股模式更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公司声誉、审计师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审计师声誉、公司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限制其他条件,审计师声誉、公司声誉分别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公司自身声誉的逐步建立,审计师声誉对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公司声誉对于审计师声誉具有替代作用。     

商业伦理与民营上市公司第二类代理问题:公司治理的伦理维度

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和侵害构成了资本市场第二类代理问题。在当前制度和市场环境下,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比较严重。本文认为,现有公司治理机制的三个维度:市场、法律和组织机制不足以提供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商业伦理治理已经成为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维度,理论和案例均证明,商业伦理对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并提出进行商业伦理治理的构建思路。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上市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业绩的成长性和发展的持续性界定为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123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和11家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和委托理财、盲目进行不相关多元化投资、欺诈上市是导致上市公司难以持续经营的主要原因，而专注主业、善于资本经营，品牌、创新和管理优势是实现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境外股东异质性、企业性质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依据2014年一直有境外股东持股的沪深 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不同类型外资持股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境外股东持股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不同性质的境外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外资基金和非金融类外资股东的治理效应是显著的,QFII未能对上市公司经营者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此外,外资持股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效应优于国有企业。     

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广东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广东的企业为样本,以相对较长时期的数据为证据,将银行债权细化为短期债权和长期债权,将上市公司细分为民营公司与国有公司,对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进一步证明,我国银行债权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近年来银行对企业的财务约束虽然在不断加强,但财务约束仍只是简单的约束机制,可能进一步加剧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不能真正实现银企双赢。研究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银行债权对国有公司存在"财务软约束",而对民营公司则存在"市场软约束";在金融危机爆发时,银行债权对民营公司表现出更为有利的公司治理效应,而对国有公司却相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能否改进公司绩效?——基于2002—2005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代理变量,以Jensen指数、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周转率作为公司绩效代理指标,检验了2002—2005年深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内在关联性,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其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也都较佳。因此,合理引导公司信息披露,对于提升上市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导向效应。     

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困境公司恢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者们对公司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前的困境预测上,而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后如何恢复研究较少。本文选取2005—2009年国内被ST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研究样本分为逐渐走出财务困境的公司（一类公司）和一直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公司（二类公司）,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以及管理层持股这三个方面来比较分析这两类公司在陷入财务困境之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差异对困境恢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处于不同的财务情况下,大股东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当公司逐渐陷入财务困境的过程中,大股东们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在公司逐渐摆脱财务的过程中,大股东们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此时的公司治理关键在于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在公司摆脱财务困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主成份分析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体系构建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突显出公司治理对风险防范的重要性,政府监管层、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自身都产生了对公司治理进行评价的客观要求。本文将公司治理体系分为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及透明度、伦理维度五个层面,运用主成份分析方法来寻求上述五个层面各代理变量的线性组合,构建了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