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与法制： 五代后晋的刑事立法、司法及其承启性（下）

五代是介于唐宋之际的藩镇割据乱世,长期以来无法、滥刑成为定论五代法制之主流观点。然爬梳分析史料,情状并不完全如此,位居五代中段的后晋在刑事法制建设上就颇有建树,主要体现在： 在立法方面,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法律活动,官员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议法热情;在司法上,虽然存在滥刑的一面,但却不乏滥刑纠偏和循法慎刑的案例;数次赦宥显示了皇帝的宽仁之心,当然赦宥也引发了个别朝臣驳议。以上这些表明,汉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儒化法制在五代乱世中尽管受到践踏冲击,但并未发生完全断裂,仍在曲折传承发展。同时,五代法制在唐宋时期展示出独特的承上启下属性,这种承启性在后晋乃至五代刑事法制中得到具体反映。乱世中的五代法制具有丰富、多维、复杂的面向,而不可简单以无法、滥刑概括之。     

论我国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化路径

梳理十几年来数起争议性案例发现,刑事司法中量刑僵化问题较为严重。即裁判者严格按照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做出的裁判,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民众认同的情理。裁判者做出这些裁判的背后受到刚性最低刑制度的制约。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核心是,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根据定量情节确定了某类案件的最低刑,但是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又处于保守状态。刚性最低刑制度导致量刑“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在满足刑事司法统一性的同时,会损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应该系统归纳酌定减轻条款的裁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量刑指南或者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激活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这有助于增强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使得量刑在保持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上,也具有适当的灵活性,最终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及“重构”

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实践中需适用习惯国际法，罪刑法定原则甚至要求其适用的法律只能是已经属于习惯法的规则。与此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亦极大地推动了习惯国际（刑）法的发展，其最直接的呈现在于规则层面。根据已有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当触及习惯国际（刑）法时，它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进行重申，亦有可能对“地位未明”的规则进行认定，甚至有可能对现行习惯国际法规则进行“重构”。这三种类型，都在事实上促进了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当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或可能的“重构”皆不能背离国家实践，否则，它不仅会违背习惯国际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相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其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司法裁判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周元通宝——后周永远的丰碑

五代时期的北方,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政权频频更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先后粉墨登场,其存世时间最长的十多年,最短的只有四年,连年的战火,使中原地区混乱到了极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墨家刑事法思想解读——在西方启蒙主义坐标系之上

墨家的刑事法思想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皇冠上的一颗外观相对暗淡但内核极其丰富的明珠。条分缕析而言,墨家著作中已经隐约蕴含了犯罪形成之原因、违法性判断之依据、犯罪认定之标尺、刑事处罚之目的等现代刑法的价值构造;除此以外,罪刑法定主义、人人平等、自助行为正当化等理念在《墨经》中亦可初见端倪。以上思想往往被认为滥觞于欧洲民主启蒙时代,故本文对墨家的思想光芒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实证学派等进行比较范式的解读。     

浅析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价值蕴涵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体现在“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的法律公式里,追求罪刑之间的价值上的对称关系。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罪刑相适应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是以报应主义刑罚观为基础,强调刑罚与已然之罪、犯罪客观行为或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相适应。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的倔起,随着行为人中心论与社会危险性论的出现,保安处分和不定期刑的推行,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其内容得到了修正,也就是人们会这样认为：既注重刑罚与才巳罪行为相适应,也注重刑罚与犯罪人个人的情况（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相适应。可见,罪刑相适应的价值蕴涵将旧派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新派主张的刑罚个别化结合在一起。     

论我国刑事起诉书改革——以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应用为视角

随着现代法制的发展,司法公正成为人们对公正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的刑事起诉书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本文以英美法系国家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的应用为借鉴,分析我国刑事起诉书中记录犯罪嫌疑人前科劣迹的弊端,提出对刑事起诉书的改革意见。     

刑事和解之“和而不同”——谈刑事和解的正当性问题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学界对此已有诸多论述,各派见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笔者通过解读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并探寻其与刑事和解的"和"之间存在的共通之处,来阐述刑事和解的正当性问题,然后在此观点支撑下,回应了关于刑事和解的诸多质疑,特别是"花钱买刑"的问题.     

清王朝最后的理财家：阎敬铭

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理财能手,如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宋之王安石等,但阎敬铭却少有人知道。这位“气貌不扬”的财政首席执行官曾以极高的个人品质和理财业绩在清季乱世中写下中国财政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人称“救时宰相”。     

商业秘密刑事条款与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

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条款被频繁修订,《刑法》中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条款和司法解释却没有随之更新。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如何适用,两法如何衔接,成为当下的严峻问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改变了商业秘密的定义,增补了行为方式,《刑法》尚能应对,但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标准过低,必须通过特别规定来解决。形式上有多种可能性,内容上要把握慎刑和谦抑原则,在划清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边界时要正确把握刑法的独立品格。具体说来,由于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安全,要对有涉外因素的行为加重刑罚;对不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质和量的区分,并与侵犯财产罪严格区分。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的入罪标准“重大损失”过于单一、认定困难,建议增加“其他严重情节”。     

自由刑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初探

人权保障是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把保护人权作为主要条款,既是对当今世界潮流的回应,也是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作为特殊群体,罪犯的人权问题却值得研究,一方面,罪犯与普通公众一样应该有基本权利;但罪犯人权与社会公众人权在由于其特殊地位也应当有区别的。本文拟从保障自由刑罪犯人权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加大监狱干警执法权保障力度等角度出发,通过完善监狱法律法规、改革罪犯行政处罚及刑事奖励制度、实施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等途径,形成监狱人权保障新机制。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类型与规则

民刑交叉问题的复杂性,需要从多个部门法律提供的视角进行观察、解析,进而形成能够在多个部门法学之间证成的判断规则和处理方式。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止、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处理和自然人与单位刑民双轨处理。实践中通常以“先刑后民”和“刑民并进”来概括这四类处理方式。按照现行司法解释,区分这四类处理方式的学理分析工具,是基础法理学当中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两个概念。以两个概念为分析工具并无不妥,但在复杂案件的处理上,这一处理方式的操作性不甚理想。为此,应从实体法的角度,基于学理提出三条判断规则： 一是充分、及时地确认和实现民事主体的实体权益;二是以违反义务的类型和内容判断是否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三是以责任主体区分判断是否属于聚合的法律关系。     

中国刑事辩护专业化的障碍

刑事辩护专业化是法律知识本身日益复杂化、精细化以及法律职业本身所具有的专业属性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程序法制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的改革方向。然而，我国的刑事辩护专业化之路却障碍重重：律师业自身发展的不成熟，保障性制度和激励机制的缺失以及律师执业环境的复杂等，要克服这些障碍非朝夕之功，而是必须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     

某科长受罚之鉴

某厂长多次变着手法侵吞公款,该厂的财务科长虽有觉察,但一想到自己原是车间工人,是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便认真不起来了,甚至还在厂长报销的假票据上做手脚为之“完善”。后来终于“东窗事发”,厂长被判了刑,财务科长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我国刑事和解在实践上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与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但是刑事和解已悄然兴起,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国的刑事和解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在理论上表现为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罚目的的冲突,在实践上表现为影响被害人的人身利益及社会利益、运行缺乏应有的法制环境、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和调解机构不明确、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等。因此,应对刑事和解与刑法理论的冲突加以解决,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刑事和解走出困境、找到其出路。     

税收犯罪中刑事没收的裁判分歧与理论匡正——以1800份逃税罪裁判为例

现行法下,将偷逃的税款作为税收犯罪中的“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没收,不但可行而且必要。税收征缴与刑事没收也不应被固化地理解为完全“排挤”的竞争关系,而应被理解为相互“成就”的合作关系。因此,应坚持税收征缴与刑事没收“两条腿走路”,二者冲突时通过竞合规则予以调和,而非完全否认刑事没收在税收犯罪中的效力。详言之,在没收宣告作出前,行为人已将偷逃的税款全部补缴至税务机关的,法院不再宣告没收;行为人仅部分补缴的,则应在宣告没收的总额中予以扣减。在没收宣告执行的整个期间,法院应将没收的偷逃税款及时偿还至所属的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则应在需征缴的总额中作相应扣减。但执行时行为人已将偷逃的税款补缴至税务机关的,直接在需执行的没收总额中予以扣减即可,不再执行。     

无罪推定原则浅析

无罪推定原则被公认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石，是现代各国广泛承认的刑事诉讼原则，并为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所确认。我国在刑事立法中虽对无罪推定原则有所体现，但尚未建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本文试图从无罪推定派生的诉讼规则入手，就无罪推定原则做一浅显研究，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论刑事和解在中国适用的文化基础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①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命题,哲学上的东西总是玄之又玄的,我们很难轻言真假,那么刑事和解作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现实存在物,它的存在是否合理呢?刑事和解的思想、理论、制度与中国社会具有相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是刑事和解思想的萌芽,也是刑事和解在中国存在的传统文化基础;而在当今中国,不论是从政治、法律还是社会方面都存在着对于刑事和解的现实文化基础;刑事调解制度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雏形。     

构成要件和犯罪体系

日本的阶层犯罪体系理论取道德国,其经历了从贝尔纳体系向李斯特体系的转变。相应地,日本的构成要件论也经历了特别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的分歧。同时,日本的刑事立法中也存在与其理论体系相龃龉的现象。这也是导致理论以及实务中问题产生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明确探讨犯罪论体系的实际意义： 第一,区分刑法上的“构成要件”和刑事诉讼法上的“构成犯罪的事实”;第二,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采纳阶层体系的必要性。如果刑法不采纳政策上的“保安处分”,只注重刑罚这一法效果的话,只要坚持“责任主义”,“要件体系”也是行得通的。     

管制刑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管制刑是我国所独创的一种刑罚,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今天,管制刑的执行面临诸多问题,难于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功能。因此,必须对管制刑作出必要的改革,完善立法,改革执行机构和执行方式,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之要求,确保管制刑刑罚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