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国家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之考察

世界各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国际公约中都规定了被告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权获得律师为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权利。在法治国家,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在刑事诉讼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系。了解英美法系的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相关制度,对于我们认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并完善相关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国际公约之考察

刑事诉讼活动一旦展开,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住宅、文件等就面临着可能来自侦控机关的不当侵害,基于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宪政理论等原理的要求,确立律师从程序和实体等角度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就成为必要。世界各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国际公约中都规定了被告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权获得律师为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权利。了解外国的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国际公约,对于我们认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并完善相关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On the Legislati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riminal defendant’s Access to the Right to counsel

我国法律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且这种权利的行使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为委托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但是从现行制度下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来考察,很难说被告人真正地、充分地享有辩护权,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十分有限,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也不享有完整的辩护权,同时司法现况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基本要求差距甚大。本文对我国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制度及其运行进行了考察,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浅析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确立及其宪法化

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刑事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也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为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真正落到实处并建立起良好的制度基础,对其理论基础的研究便凸现其重要性。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体现与保障。它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是刑事诉讼程序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1996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做了重大修改和完善。然而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在立法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完善作些探索。     

论刑事辩护的理性基础

刑事辩护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在要求。理性是法的思想基础,作为刑事程序法的一项制度,刑事辩护既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同时也是一种人类理性的社会活动。对刑事辩护理性涵义审视和梳理,对树立刑事辩护正当性观念,促进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进一步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主体哲学的解构与重建:反思权利话语

正世界文明进程与主体哲学密不可分,现代性高举人性、人权的旗帜,把人们从奴隶哲学中解救出来,其历史进步毋庸置疑。无论是法德的主体哲学,还是英美的宪政实践,通过法国的人权宣言的纲领性宣称,并被美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宪政实践运用发挥,主体哲学及其实践运用被中国法学知识精英奉为圭臬。1932年的犯罪个数的布洛伯格规则;1963年确定重罪被告人有律师援助权的吉迪恩号角;1964年关于获得陪审团审     

论现行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的缺陷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提高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首次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确定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一。但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影响,现行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将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探讨。     

谈沉默权与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护

人权原则是法律所旨求的根本目标之一,法律即人权的制度性保障。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沉默权的漠视,往往出现与法律指向所截然不同的恶果。沿着沉默权与刑事诉讼法价值相契合的路径来研究人权保护在刑事诉讼中的实现,对推进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既包括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也包括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人权保护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要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使己经失衡了的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权利关系回到平衡的状态上来。     

论刑罚轻缓化与刑事诉讼程序

刑罚轻缓化作为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必然会对中国刑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轻刑化、非刑罚化、非犯罪化的趋势,使传统理论中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严格区分受到较大的冲击,并且也将会波及到诉讼法领域当中,使所解决实体问题不同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区别被缩小。而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被拉近的结果将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会被注入具有民事诉讼特征的制度,最终会使刑事诉讼程序走向更为多元化的状态。     

大数据监控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以隐私权为中心的探讨

大数据监控措施即通过大规模、系统化地收集、存储、处理和控制数据而对社会进行的监控,目前已经在侦查中被运用。因此有必要在研究大数据监控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的基础上,研究如何规制大数据监控的运用。大数据监控可能会侵害公民的隐私权、个人数据权、通信自由权、表达自由权、财产权等权利,其中最有可能被侵害的是隐私权,所以也是我国刑事诉讼中最需要关注的一项权利。大数据监控虽然针对不特定对象,且通常仅监控非内容性信息,但由于对不特定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构成现实的威胁,所以仍可能会侵害隐私权。在现代社会,公民将个人信息数据提交给第三方不意味着就放弃了对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要根据侦查机关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不同情形而判断是否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即便公民身处公共场所,或在网络公共领域进行表达、交流,也仍对其中部分信息享有隐私权;而且对于公民在公共场所或网络公共领域所从事的那些不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活动,如果进行长期、密集的监控,也可能会侵害公民隐私权。大数据监控具有侵权的长期性、秘密性、技术性、面广但度轻等特征。对大数据监控进行规制应以《刑事诉讼法》为主体,并辅以其他法律的规制;应当对目前《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制度和立案制度进行改革;对各类大数据监控的法律规制应遵循比例原则,根据其在侦查中的具体作用、监控的对象、内容而进行宽严有别的规制。     

刍议“逃税罪”案件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实施,偷税罪被逃税罪取而代之。本文分析了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并对逃税罪进行了法律解释,提出了行政处罚前置是符合逃税罪立法与司法实践应有的程序选择。     

我国民事执行程序性救济制度的完善设想

民事执行程序性救济,是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类型之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对其均有规定,我国2007年《民事诉讼法》将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作为修改的重点,其增设了对程序事项的救济,但仍有诸多不够详尽、完善之处。实践中,执行难,执行乱的现实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民事执行救济落实得不到位。为此,本文在探讨了民事执行程序性救济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我国现行民事执行程序性救济制度的现状和不足之后,提出我国民事执行程序性救济制度的完善设想。     

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食品安全受到广泛关注。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食品卫生”的概念被“食品安全”所替代,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力度和决心。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用《食品安全法》来对食品安全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其他法律保障法的刑法也应适时的起到对食品安全的保护作用,完善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以便更好地保护食品安全,维护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利。     

金融诈骗罪刑法单独设节的理性思考

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独设节作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从而与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形成独立、并列的关系。这种被视为突破刑法立法体例传统的做法引起理论上的争议。肯定金融诈骗罪单独设节的观点从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原则、金融诈骗罪罪群以及便利实务适用等四个方面论证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否定说的学者认为金融诈骗罪单独设节具有与立法体例不合、立法思路不一、无单独设节之必要以及与境外刑法立法趋势相悖等缺陷从而不应单独设节。本文从金融诈骗罪主要客体、金融犯罪逻辑体系以及刑事立法传统等方面论证了金融诈骗罪单独设节不具有合理性且一一回应了肯定说所提出的观点。本文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交易秩序,其是金融管理秩序的下位概念,金融诈骗罪应当划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分节之下。     

我国刑事侦查权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有关刑事侦查权的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在赋予侦查机关侦查权力的同时,并没有规定相应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至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因违法侦查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后果,其后又未能给予权利受害者以及时充分的司法救济。当前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主流呼声。为此,在我国现有法治框架下,如何构建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已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纳税义务体系的构建

纳税义务体系是税法总则的基础性概念,是现代税收债法建构的核心范畴。纳税义务体系在主体内容上包括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和第二次纳税义务,与纳税义务有关的附随义务还有相关程序上的协力义务等相关义务。从程序上看,纳税义务的发生、履行与变更、消灭皆遵循税收程序法的明确规定,并因税种不同而存在差异。除了法定的明确纳税义务以外,在税法上还有类推适用与核定征收、溢缴税款与双重征税以及产生税收利息与滞纳金的特定情形,需要遵循交易实质、要件明确性和适度区分负担的原则加以解释和处理。我国应在税法总则立法框架下建构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义务制度,并在具体税种制度中加以类型化并制定明确的规则要件,使得纳税义务体系在总则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理论与适用实现协调统一。     

论保险公司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迅速发展,个人信息的传播和使用日益增长,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如何在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有效流通间取得平衡,各国都进行了广泛探索,并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2009年2月《保险法》和《刑法》修订后,保险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着重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保险业相关立法实践进行分析,对未来立法和监管实践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