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权力型国有企业高管支付了更高的职工薪酬吗?

管理层权力假说从个人私利角度解释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职工薪酬的正相关关系,但国内文献并未关注管理层权力如何影响职工薪酬。本文以2007～2010年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职工薪酬的影响及其成因。结果显示:(1)权力大的国有企业CEO更倾向于支付较低的职工薪酬。(2)CEO权力大的国有企业更可能超额雇员,超额雇员是国有企业CEO权力与职工薪酬负相关的一种可能解释。(3)进一步分析表明,职工力量、职工监事、管理层持股等内外部制约因素并未有效制约管理层权力,反而增强了CEO权力对职工薪酬的负向影响。本文从超额雇员角度解释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与职工薪酬的负相关关系,有助于丰富薪酬的管理层权力假说。     

政府补助、公司治理与薪酬差距——基于A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检验

依据2011～2013年在我国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样本,考量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拥有绝对权力的国有企业管理层借助政府补助谋取私利,加大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的缓解管理层借助政府补助而导致的薪酬差距扩大.     

政府补助、超额薪酬与薪酬辩护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政府补助这一外生变量对高管超额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检验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经理人利用政府补助获得超额薪酬,谋取私利;并且经理人还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其超额薪酬进行结果正当性辩护,以掩盖其自利的行为。上述研究显示,简单地将薪酬与业绩挂钩的契约会受到业绩噪音的影响,降低契约激励经理人努力的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薪酬管制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6~2013年国有控股上市银行为样本,研究分析我国出台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后,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以及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银行高管"限薪"效应不显著,但对高管薪酬结构和发放机制产生了影响,国有银行高管薪酬远低于民营银行。高管与员工薪酬绝对差距依然较大,薪酬管制没有达到预期政策效果,两者之间相对差距在薪酬管制政策后逐渐缩小。以上研究,为我国合理评估政府薪酬管制和市场化改革等政策,进一步改革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制度,科学制定高管薪酬机制和有效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提供了经验数据。     

谁能免予薪酬惩罚?——基于ST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410个ST上市公司为样本,侧重从业绩信息的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力两个方面,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免于薪酬惩罚问题。研究发现:业绩信息异质性越强,管理层权力越大的ST公司高管越有可能免予薪酬惩罚。同时发现短期负债是上市公司高管不能免于薪酬惩罚的重要因素,而开董事会次数越多越能免予薪酬惩罚。本文研究结论证明了最优契约受业绩信息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力影响,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主要受管理层权力影响,非国有企业主要受业绩信息异质性影响。     

管理层权力、成长性对高管薪酬规模权重的影响

这篇文章通过设置交乘项OLS回归和分组回归系数chow test,检验管理层权力变量、公司成长性对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的影响。运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高管薪酬更加依赖于规模。公司的成长性对高管薪酬与规模的关系是正向的加强效应。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能够利用自身权力对薪酬施加影响,成长性越大的公司更加注重公司规模。     

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

合理的高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发挥高管人力资本效用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非国有企业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层权力加大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