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在职消费、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界定和计量超额在职消费的基础上,检验了超额在职消费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媒体监督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削弱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媒体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缓解,且此削弱及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旨在为完善企业在职消费的计量与规范、提升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路。     

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敏感性——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679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间1946个时间序列的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薪酬与业绩是同向变化的;高管年龄越大,企业经营的惰性越大;高管的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公司业绩;两职兼任利于管理层制定高薪酬,但是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绩效;管理层股权激励并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但有助于管理层利用权力获取高额薪酬;财务杠杆成为拉低高管薪酬的反向力,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激励管理层实现组织目标,又能限制管理层利用权力从企业获得高薪酬。     

行政垄断、公司规模与CEO权力薪酬

由于国有企业CEO薪酬由国资委决定,CEO权力无法影响自身薪酬,因此国有企业CEO薪酬可能并不适用管理层权力假说,但现有文献结论并非如此。规模、行政垄断以及业绩是高管薪酬契约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管理层权力对其影响较弱,因此仅仅在回归中控制行业、规模、所有制等因素,所得结论可能并不稳健。本文以2007—2010年间4277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控制行政垄断与规模因素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显著正相关,而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不符合管理层权力假说。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薪酬管理层权力假说,有助于理解CEO权力在薪酬决定中的作用。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较

本文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产权基础不同的视角,分别对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货币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程度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程度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显著;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与企业经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其程度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为明显。本文证实了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在职消费程度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方向相同但程度存在差异,为我国上市公司完善激励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组织未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薪酬差距和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大多采取同期的截面数据。本文认为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具有滞后性,进而提出了高层管理团队内部薪酬差距、高管团队/员工的薪酬差距对组织未来绩效影响的理论假说,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组织未来绩效ROA有负向的影响,但是技术复杂性、企业人数和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交互作用对未来绩效ROA有正向的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组织未来绩效ROA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技术复杂性、企业人数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交互作用对未来绩效ROA有正向的影响,而当企业最终控制人类型为国有股份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和组织未来绩效之间表现出负向的关系。论文最后对研究结论和局限性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未来研究建议。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会计信息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历来是理论与实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信息复杂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特征对薪酬契约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但基于双元创新视角,提高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对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3)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减弱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作用,但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本文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企业设置合理的薪酬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管理层权力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依据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2014-2019年数据,借鉴Finkelstein的权力模型,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考量管理层权力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程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其中,结构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所有者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所有者的激励效果;声望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专家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Economic sharing of honors: Equal or Exclus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whether and how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s, specifically the awards achieved by the corporat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of the managers and other employees within the corporation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awards and compensation, we find that corporate awards as collective honors raise managers’ compensation but significantly reduce non-managerial compensation, thus widening the pay gap within the company. Our empirical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these correlations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our evidence reveals that although corporate awards increase the stickiness of managers’ compensation but not that of other employees, the corporate awards can still stimulate better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market value by motivating both managers and other employees. Our empirical evidence implies that because only managers are responsible for and evaluated by comprehensi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issue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re not raised when the economic benefits provided by corporate awards are unequally shared.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

依据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考量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通过风险特质和创新活动影响现金持有水平;高管学术经历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行业竞争的缓和会削弱二者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国有企业,高管学术经历对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