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分工的“内循环”赋能北大核心

本文考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与国内企业分工的互动关系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企业分工能够缓解GVC地位攀升对企业创新的负面边际影响,其机制在于“俘获效应”的缓解和“吸收能力”的提升。区分企业参与价值链不同环节后发现,创新“俘获效应”仅存在于GVC上游环节嵌入度深的企业中,企业位于GVC下游环节则以“吸收能力”为主导,这导致国内企业分工在不同GVC嵌入环节产生了异质性的创新后果。本文的研究从生产环节证实了国内外分工在企业不同发展环节的相对作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技术创新

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信息,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规划范围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基于政府对市场干预和股权融资视角的分析发现:与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强地区相比,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弱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相对于未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而言,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其技术创新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效果较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产业政策的冲击导致实验组企业研发投入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上升,并且对政府干预较弱地区以及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作用更为显著。     

产业政策、信贷配置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

本文以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为背景,基于2006—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探究了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处于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企业,其商业信用供给水平更高,且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作用在具有禀赋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增强受扶持企业短期债务融资能力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产业政策下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行为越明显。本文在丰富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的经验证据。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有效实施空间。研究发现:(1)对生产率和研发水平较高的行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专利申请量,有效激发了创新主体活力。(2)由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大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价格效应,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加成率。(3)行业技术差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加成率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随着行业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呈渐进式优化。(4)由于企业主体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这是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有助于更好理解产业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特殊背景,在“劳动力异质性”前提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技能偏向效应及其对企业雇佣结构的影响,并检验了加工贸易和竞争模式的调节作用。利用2004和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所提供的技能细分劳动力信息,结果发现:(1)汇率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负面影响了技能劳动力雇佣占比,而通过“进口中间品渠道”对其产生正面促进作用;(2)随着加工贸易占比升高,“进口中间品渠道”的正面影响持续下降,而汇率“出口收益渠道”的负面影响在加工贸易占比超过40%后才逐步下降;(3)竞争模式亦具有调节作用,价格竞争型企业的雇佣结构受到外汇风险暴露指数的负面影响更强,这反映出“质量竞争”模式的积极作用。     

国家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与实际税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引致重点扶持行业资本回报率增加,使得地方政府面临降税引资和增税增收的权衡;此时,地方政府将会降低产业政策重点鼓励行业的实际税率。借助国家“五年规划”重点行业的划分度量国家产业政策,我们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鼓励显著降低了相应行业的实际税率水平;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这可能是通过降低对鼓励行业的征税努力的方式实现的。分企业类型研究发现,实际税率的降低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而非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产业、财政政策协调有重要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驱动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新动能。选取2010~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竞争力重塑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2)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出口竞争力重塑的重要机制;(4)发达国家以及临海国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出口竞争力的驱动作用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国家。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参考借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出口频率的视角

出口频率作为出口决策的重要一环,是企业出口扩张的新边际,也是出口变化的“晴雨表”。本文在随机存货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频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并采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频率,且这一影响存在部分惯性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成本、存货成本和市场需求波动共同影响企业出口频率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其中贸易成本是最重要的传导渠道,占比达到19%以上;如果进一步考虑目的国、产品和企业异质性,会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口产品为中间品和消费品的企业,其出口频率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高度关注出口频率的变化趋势,合理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决策的外部冲击。     

产业政策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基于上市公司逐笔银行贷款合约数据,本文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时,公司所拥有的政企关系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小,基于分省产业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全部贷款数据的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结论。从影响因素来看,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越高、法治环境越差时,产业政策的影响会越明显。本文的证据表明,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改善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提升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不平衡,三次产业及子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等。这些结构性问题互为因果,相互交织在一起。本文认为,短期内解决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思路应当是调整收入分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工具对解决上述问题的作用。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OFDI on the home country's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Based on the trade value-added accounting method proposed by Koopman et al., the "GVC Position Indices" and "GVC Participation Degree" of 64 countries from 2005 to 2015 are calculated in our paper by using the OECD-TIVA data. Then the impa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the home country's GVC upgrading is theoretically analyzed and empirically tested on this basis. Empirical results at country-specific level show that OFDI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home country's GVC upgrading via boost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raising trading network status, and the impact of OFDI in emerging countries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meanwhile, the empirical test using China's sub-industry data indicates that compared with low and middle-tech (LMT) industries, OFDI of high-tech (HT) industries have a stronger impact on China's GVC upgrading.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avoid the "low-end lock-in" risk and promote the home country's GVC upgrading through OFDI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基于2000-2013年省级层面的人口老龄化数据和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考量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着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之间的差异性。鉴此,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的支持性措施,助力“全面二孩”政策红利的释放;加快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与推行速度,充分开发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加速企业由要素驱动转向技术驱动,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并根据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之间的差异,针对性地采取差别化战略。     

需求和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以及价值链的影响——基于突发事件的研究

2019年底爆发的COVID-19疫情给全球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带来了冲击,本文分析了历史上若干需求和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此次疫情事件的潜在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需求冲击方面,我们发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见效而很快减小;危机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布有显著影响,欧盟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下降,中国和东盟的占比上升。供给冲击方面,2003年的SARS疫情在短期内抑制了疫区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我国迅速有效的防疫措施很快扭转了投资下降势头。相比之下,2011年日本地震的冲击逆转了此前该国制造业增加值长期上升的势头,在中短期内显著降低了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从针对此次疫情的应对措施来看,建议采取提振内需的宏观政策,在行业层面稳定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同时整合优化产能。在国际上我国应坚持对外开放,立足和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促进疫情后国际经济治理秩序的改革和优化。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社会网络和企业异质性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迅速由"产业内"向"产品内"深化的背景下,企业难以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国际领先,协同创新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科研单位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统筹,从而提升企业出口绩效表现。本文基于联合申请专利数据构建了1999-2007年中国协同创新网络,分析了协同创新网络的拓扑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协同创新网络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网络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少数节点具有大量的关联,处于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位置。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协同创新企业拥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占有更大市场份额。"企-企"模式协同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而"研-企"模式协同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各类型专利的协同创新都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但外观设计类型协同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协同创新对企业价格加成影响显著为正,且对出口企业的提升作用更强。本文试图从协同创新网络视角为中国创新战略的实施和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提供现实可行路径。     

基于行业增加值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测算及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对出口价值构成中行业增加值出口的形式、流向以及途径的区分,从价值链的视角改进了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12个主要贸易大国1995~2011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结果表明：贸易格局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巩固制造业高端环节优势的同时又将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以及商务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渗透进来,建立起服务于全球的新体系,新兴市场国家则逐渐在不同要素密集度以及不同层次的制造业方面加紧布局。加强贸易与产业的结合,有助于我国通过增加值间接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