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机制"还是"成本机制"?——大数据税收征管何以提高了企业盈余质量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且对向上和向下的盈余管理均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而抑制了向上与向下的盈余管理,且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数据征管下所得税成本和向上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信息机制"假说.进一步地,大数据税收征管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避税动机更强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大数据税收征管还导致企业采用了更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丰富了有关税收征管和盈余管理的文献,为大数据技术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     

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税收征管环境的调节效应

建立健全以纳税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于提升税收治理效能和促进企业诚信纳税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PSM方法,检验了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显著提高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2)纳税信用管理制度通过降低外源性融资和企业绩效两条路径提高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3)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显著提高位于诚信水平较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表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和优化税收征管环境在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方面存在替代效应。     

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企业税收遵从——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2014年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税收征管机制创新。本文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纳入到'A-S逃税模型',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弱化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纳税信用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进而激励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进一步,本文利用2009~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模糊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显著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度,且对于历史逃税水平较高的企业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于从柔性税收征管的视角提升国家税收征管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促进税收征管现代化的方式与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大数据时代,有必要研究人工智能对税收征管现代化的意义及其应用。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税收征管,不仅有助于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企业日常涉税事务决策中的高效处理以及纳税风险监测预警,也有助于税务部门有效监管、规范征税行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征税成本。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促进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同时也将产生诸多影响,例如,人工智能应用于税收征管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承担、人工智能应用下的税务职业调整以及《税收征管法》修订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回应等,需要特别关注。     

盈余管理是否会阻碍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对企业绿色创新“质”与“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并且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强于绿色实用专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则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增加生产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能够发挥更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成本是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针对经济后果检验表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企业盈利能力及企业价值会产生持续性的抑制作用。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吗?

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增强了税收治理能力,提高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监督力度。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低、管理层持股数量少的企业更为明显。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平台的数据基础,提高金税四期工程等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水平,做好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放管服"改革,全方位动态服务企业。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吗?北大核心CSSCI

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增强了税收治理能力,提高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监督力度。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低、管理层持股数量少的企业更为明显。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平台的数据基础,提高金税四期工程等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水平,做好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放管服"改革,全方位动态服务企业。     

实施纳税信用等级分类管理的几点设想

为了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有针对性地辅导和督促不同层次的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使有限的税务管理人力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税收征管及监控效能,本市业已开始实施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办法。实施纳税人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办法,是运用新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对纳税人的税收活动进行有效管理,以促进税收征管取得最佳效果。在推行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办法时,应当遵循以下指导思想：即有利于及时足额收缴税款,确保国家税收收入;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权益,坚持依法治税;有利于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税收监控职能,督促企业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税收征管、法制环境与企业投融资活动

已有多篇文献强调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税收征 管可能存在的“征税效应”。本文立足于中国政企关系现实状况,着眼于系统评估税收征管的 “征税效应”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 严格的税收征管提高了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了公司投资-托宾Q敏感性,且上述效应 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更显著。这意味着,税收征管会加剧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 约束,损害其投资效率。本文还证实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提升公司投资 效率。本文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活动的“征税效应”提供了有益视角,更为改善企业投融资环 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财政激励、税收征管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

政府对企业利润享有征税权,事实上是几乎所有企业的最大的中小股东,因此有动机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税收征管,进而影响公司治理。本文以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从企业盈余管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显著抑制县辖区内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仅对具有征管权限的企业发挥作用;同时,当县级政府财政状况较差和税基较大时,财政“省直管县”对辖区内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激励县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进而改善辖区内企业盈余质量。更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抑制企业逃税,提升县级政府财政收入。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府行为影响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财政“省直管县”如何缓解县级政府财政困难提供了微观证据。     

“股权质押新规”能抑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吗北大核心

本文以“股权质押新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场景,研究“新规”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规”通过降低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侵占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规”对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治理效应;扩展性研究表明,“新规”能够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研究为“新规”实施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同时对监管层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信息管税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高征管质效,促进纳税遵从,是税收征管改革的目标.但是,由于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矛盾日益突出,对税收征管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信息管税”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征管质效的重要手段.本文结合信息管税工作实践,探索有效提升“信息管税”策略和方法,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高征管质效,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金税三期”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研究：企业投资视角

“金税三期”分阶段实施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效应提供了契机,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税三期”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改革降低了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形成征管效应,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减少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最终影响了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监管效应,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税收征管强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能为“金税四期”改革的推行和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国内盈余管理的研究综述

一、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 西方大量文献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考察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动机;(2)资本市场动机;(3)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的动机.第一种动机一般集中在管理者的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两方面,即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来增加自己的报酬或降低债务违约的可能性;第二种动机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影响公司股价、迎合分析师或管理者自己的预测;第三种动机主要表现为回避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     

数字化转型与真实盈余管理——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和能力，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从操纵手段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异常生产成本、异常酌量性费用操纵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也导致了更多的经营现金流操纵。（2）增强市场预期、改善薪酬契约、强化分析师关注是数字化转型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路径。（3）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科技属性企业和代理问题更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与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进数字经济的治理效应和提升企业的盈余质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实践启示。     

入世后税收征管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加入WTO将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税收征管也不例外。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对于正确贯彻落实税收政策，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征管质量、服务水平和参与国际税收 活动的能力仍有所不足。“入民”后，纳税主体将日趋多元化，跨国界、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和内资、外资、合资合作企业并存于同一个市场内进行竞争和经营，因此，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并更好地发挥对税收收保障作用和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税收征管工作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融券卖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我国融资融券制度和转融券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从卖空的事前威慑和事后惩罚视角，系统考察了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卖空进一步放松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量均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通过提高股价信息效率(信息效应)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治理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和实际的融券交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提升了长期的企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外部治理效应，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股东主义”观点。本文为卖空的外部治理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并对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经理人员的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公司市场价值短期内的最大化。根据国外有关资料,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监管动机、税收动机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员会基于多种动机操纵盈余,影响业绩评价和管理报酬,误导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决策。笔者拟从公司治理、会计准则、独立审计和监管规范四个方面对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数字经济下税收治理嵌入纳税人自然系统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引发了税收治理变革的强大需求。税收治理嵌入纳税人自然系统这一创新性设计以即时性的税收征管、趋于无形的税务程序、可及性高的税收服务、共治型的多方合作、智能化的税收管理为税收治理数智化转型提供了可行范式,可有效解决传统税务管理流程的结构性、程序性限制问题,让日常经济行为与征纳税活动无缝衔接,从而降低征纳税成本,提高税收治理效率。     

税收新理念：纳税服务——访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司长王文彦

多年来的税收征收实践表明：过于复杂和严酷的管理，不仅会不断加大征收成本，而且催化了偷逃骗抗税的动机，也降低了偷税成本。从税务机关基本上“不相信”纳税人能够依法、自觉纳税到基本上“相信”纳税人能够依法、自觉纳税的变化，这是税收管理理念的很大转变。在“不相信”的基础上，税务机关的基本工作方法也就必然是“监督打击”型；而在相对“相信”的基础上，税收征管的基本方法则相应地朝着“管理服务”型转变。新型的纳税服务与传统意义上的纳税服务有本质的区域，它的核心是：新的纳税服务是税收征管行政行为的组成，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依法行政。换句话说，规定的服务行为如果没有做到，属“不作为”；没有规定的服务行为如果做多了，属“越权”，均是行政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