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日韩数字经济政策、发展趋势及中国策略

争夺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是数字化时代大国参与国际博弈的战略选择.欧日韩作为当前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一方面加速构建国内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国际合作积极抢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权,逐步将各自的影响范围进行对接以形成更大的"数字利益圈".其数字政策立场和相关改革进程对我发展数字产业和参与数字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启示.为加快数字贸易发展,中国应利用美欧数字治理立场分歧尚存的窗口期,有针对性地加强中欧合作.同时,密切跟踪日韩数字贸易政策动向,推动政策体系建设与制度创新,建立与我数字经济发展相符的治理体系.     

日本数字贸易现状及中日数字贸易关系展望

日本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较为领先，但由于消费者偏好和政府重视不够，2019年之前的数字经济和贸易相对于中国、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发展较慢。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公布数字化相关法案、出台国家数据战略等多种措施，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治理，提升数字贸易竞争力。尤其是，日本在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及在WTO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提出了被G7和G20采纳的以可信数据流动（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DFFT）为核心的“大阪模式”，彰显了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研究日本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逻辑和理念，对于我国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提升话语权具有一定意义，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中日两国提升数字贸易共识，有助于促进两国经贸发展，也有利于在亚太地区保持数字贸易的开放。     

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经济下的全球博弈与中国选择

随着信息和技术革命的推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新趋势,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经济贸易全球化推动了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交互、流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对发展数字经济、维护国家安全、构建数字红利收入分配体系至关重要。全球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反映了其国际博弈的战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希望促进数据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则采取"本土化"防御方式,抵御数据领域的长臂管辖。我国选择了适应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形势的"本土化"政策,但也面临对外和对内等多重挑战。建议在总体的监管路径选择上,合理兼顾审慎性和包容性;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制度体系,保障立法的全面性和灵活性;构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统一监管架构,提升治理体系的统筹性和协同性;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安全评估体系,平衡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和安全性。     

电子商务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电子商务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传统的国际贸易的流程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电子商务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突出,以电子商务为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的流程浮出水面,这不仅推动了全球化市场中的无国界的发展,同时也适应了国际市场的需要,转换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手段与方式,然而,在电子商务给国际贸易带来效益的同时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在分析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趋利避害,促进我国经济贸易中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获得更多的利益。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优势、挑战及对策

央行率先发行数字货币,对中国乃至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进度已位于世界前列,现阶段正处于其实现跨境支付的关键节点。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可以降低社会流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运行秩序和提高国际间经济交易效率,实现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是顺应全球化时代趋势的重要实践,更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本文将简要讨论央行数字货币的产生背景及其不同跨境支付模式,分析央行数字货币实现跨境支付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最后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韩国的数字贸易发展经验及启示

经过60余年的发展，韩国经济高度外向，在数字经济方面领跑全球，在数字贸易领域也有独特之处。主要特点包括：（1）政策稳定性强，多年来历任政府都全方位支持贸易无纸化，为发展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打下坚实基础；（2）积极与私营部门合作，成立由私营部门组成的专业委员会，为规范数字贸易无纸化发展提供建议与指导；（3）务实推进数据治理，尤其是在平等互惠原则下制定了操作性强的跨境数据流动细则；（4）积极拓展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在大国竞争中左右逢源，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国际实践、共性分析及启示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全球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带来诸多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欧盟、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对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进行了大量探索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呈现出由消费地原则取代来源地原则,对跨境供应商实行零门槛登记制度,第三方数字平台被赋予更重的责任,跨境数字交易出口国实行零税率,征管手段在不断丰富发展等趋势.国际实践对于我国完善增值税立法具有诸多启示,我国立法应清晰定义数字交易的概念,探索引入消费地原则,完善出口零税率相关规定,探索完善相关的征管制度等..     

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的路径选择与对策思考——兼论国外推动跨境贸易本币计价的主要模式

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国家推进经济金融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促进贸易的便利化,有效提高国际竞争力,顺应国内外市场和企业的需求,缓解我国长期大规模顺差局面,加快推进人民币实现国际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2009年7月正式启动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较快,但由于目前还处于推广阶段,仍然面临一定的困难与阻碍.本文对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国外推动跨境贸易本币计价的主要模式和经验,提出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的对策建议.     

我国贸易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急剧上升,从长期看将损害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十分有限。要想提高经济增长率就需要拉动内需,同时降低贸易依存度,以减少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研究

2021年的全球服务贸易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中提出了"数字贸易"是全球范围内贸易的新形式和未来贸易的新契机.作为服务贸易中的新兴产业,数字服务贸易代表了新型服务方式中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对于促进一国实体经济、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企业结构和规模的优化等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大...     

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考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放缓、结构升级及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阶段。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是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重要任务和目标,而发展数字经济则是目前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2017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预示着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之后的又一新型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但数字经济模式属于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尚无一个完整的发展参考体系,需要我国自寻探究发展道路。由此,本文在研究数字经济内涵及其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国外发展战略提出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具体发展路径。     

跨境金融:驱动因素、结构特征与未来路径

跨境金融的驱动因素和结构特征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厘清全球跨境金融的规律特征,对我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周期、全球流动性、金融结构和监管政策等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跨境金融活动呈现规模下降、结构调整、流向分化、主体切换和风险变化等特征。同时,银行跨境业务呈现综合化趋势,数字化转型提速,经营稳健性明显增强。我国跨境金融规模稳步增长,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持续增强,在全球资金循环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跨境金融的规模和结构还将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日趋复杂。应引导形成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征相匹配的跨境资金结构,平衡扩大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业在跨境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     

数字服务税对企业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是近年来税务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数字服务税对数字企业的影响,对于我国借鉴国际改革经验,建设数字税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依次考察数字服务税对跨国数字企业定价策略、薪酬战略、盈利能力,以及相应地数字企业上调服务价格对价值链上其他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交易成本、竞争力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服务税具有较强的扭曲性,在降低数字企业利润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关企业的实际负担。有鉴于此,我国对开征数字服务税应持谨慎态度,在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的同时,应加紧研究符合我国实际的数字税制,促进数字经济和税收的均衡发展。     

“金砖四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研究

本文从进出口总量、结构和贸易竞争力三个角度,采用RCA指数和TC指数对金砖四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行比较研究,结论是:与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很不合理,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处于比较劣势。因此要着力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员工雇佣数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即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且该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增加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上述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有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入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变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贵州内陆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模式创新研究

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如何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自由贸易园区的应运而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随着沿海省市试点的铺开,身为西部欠发达地区重要一极的贵州能否吸收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等自贸区的现行先试经验,依托自由贸易园区的助力实现后发赶超、弯道超车,事关能否如期实现全国同步小康的伟大愿景。基于此,本文选择贵州内陆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模式作为切入点,选取印度诺伊达及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进行综合探讨,期望其发展经验能为贵州内陆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提供一定经验借鉴。     

开放条件下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性失衡与对策

加入WTO以来,随着服务业开放的保护性安排逐渐结束,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呈现新的特点:传统服务业仍然维持一定规模贸易顺差,新兴服务业如金融、电信、信息、咨询等行业的贸易逆差增大。在新的开放条件下,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来自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激烈竞争和挑战。笔者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失衡是服务业竞争劣势的集中体现,有必要通过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增强服务业竞争优势,同时要有效运用国际惯例和国内法律规范维护我国服务产业安全和服务贸易利益。     

定向降准、贷款可得性与小微企业商业信用——基于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

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使其不得不诉诸非正式制度(如商业信用)来缓解融资困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其中,实施“精准滴灌”式的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成长尤为重要,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央行的定向降准政策激励银行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有利于疏通小微企业通过正式制度(如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的渠道。本文基于定向降准这一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设计,评估贷款可得性对小微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正式制度对于非正式制度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即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上升以后,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著下降。第二,不同的模型设定与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的结论。第三,贷款可得性提高对小微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因企业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本文研究为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之间的替代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小微企业的证据,有助于理解定向降准政策对小微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