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增强财政免疫力的思考

应对疫情的财政政策对财政自身的收支平衡产生很大的冲击,这更凸显了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财政制度建设需要建立在以下六个认识基础上:国家需要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财力;税收成本一般低于其他形式财政收入;税收第一位功能是筹集财政收入,而不是其他;通过国有企业支撑财政不是长久之计;提高财政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审查是财政提质增效的最好办法;财政改革最终落脚到现代治理观念和方式的变革。     

欧美财政扩张的效度和限度

<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美国家为应对疫情冲击,普遍采取了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一方面,扩张的财政政策仍有其边界和局限性,债务型经济驱动模式的加深、财政赤字率的攀升以及现代货币理论的范式革命,这些因素叠加将会对疫后复苏过程中欧美财政政策的实施构成一定的潜在危机,也为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后的增长前景积累风险因子;另一方面,这些财政政策发挥了比货币政策更直接的作用,对弥补公共医疗和防疫缺口、缓解企业财务风险和家庭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后疫情时代,欧美财政政策面临较多不确定性,特别是伴随能源危机叠加通胀风险,财政政策回归正常化的预期将减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助力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增长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奋力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一方面,疫情爆发带来企业生产困难,财政增收面临压力;另一方面,为应对疫情需要,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重困难与风险,财政政策如何发力?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还有多大?结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和疫情期间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本期专题“2020年财税政策解读”特邀财政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予以深入解读,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启发新思考,同时为深入推进财政工作提供参考。     

应对疫情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要有新思路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和优化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当前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怎么发力,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新冠肺炎对茌平区财政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2022年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多点散发,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对经济冲击较大。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要求,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对茌平区财政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财政运行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不确定性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北大核心CSSCI

经济不确定性下,政府如何选择最优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多种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下技术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实行何种货币政策目标和财政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比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更适合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可能引起的经济波动。第二,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效应和持续时间上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遵循支出规则的财政政策组合最优。第三,从社会福利损失角度来看,在应对经济不确定性方面,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和遵循支出规则的财政政策是最优组合。     

加力提效 统筹合力 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开局起步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财政政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三年疫情冲击后，全球经济日益恢复，但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所带来的外部风险与挑战仍然存在，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以加速经济恢复提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应加强财政政策与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为经济复苏提供财政支持。     

新冠疫情、宏观经济稳定与财政政策选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嵌入各类财政政策的DSGE模型,探讨了在面对新冠疫情引发的总需求与劳动需求下降两大不利冲击时,我国财政政策在短期与长期的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公共风险,劳动需求疫情概率冲击所造成的宏观经济衰退幅度大于总需求疫情概率冲击.为应对疫情冲击,在短期,更加关注产出缺口的资本收入税与消费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产出与缓解失业效果最优,而在长期,更加关注债务缺口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消费税与劳动收入税政策则有利于消解前期积聚的政府债务风险并减轻长期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此,在短期,应扩大政府消费,加大对"新基建"与公共卫生等短板领域的生产性投资,并对微观主体减税,而在长期,则需注重发挥转移性财政支出、消费税、劳动收入税等政策对债务风险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当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及建议

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财政部有关人士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财政金融学界激烈争论.从理论基础、国外实践经验、必要性、风险与困境等方面对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并无必要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提高财政政策效率才是关键.建议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强化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和优化融资平台.     

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与运行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具有应对疫情短期冲击,巩固中长期发展稳定的功能.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箱中的新选项,密切追踪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与运行中的情况,有助于理解地方政府债务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重点考察了2019-2020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专项债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专项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已开始显现;但运行中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地区差距较大,应引起关注并探索解决.专项债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总体推动作用仍大于其冲击.研究建议,未来应鼓励专项债在财政运行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不断增强专项债运行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加强对专项债杠杆率的控制,借此优化中央地方财力与支出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再到2020年及以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与推动经济复苏,积极财政政策发挥着推动经济企稳向好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也因其可持续性和有效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变化而引起广泛争论。为此,回顾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个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在观察历史的基础上理解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正在展开的方式。从体制环境、政策工具和政策成本等角度努力求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难发现：其一,财政体制是适应和支撑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运行的关键。财政承受力决定积极财政政策的信心和底气,而体制与政策的匹配有助于提升政策运行的效率。其二,中央采取不同的政策工具会促使地方政府做出不同反应,积极财政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效果取决于中央和地方目标、行动的一致性。其三,政策成本的类型及其可被消化的程度决定着积极财政政策空间的大小。这就要求政策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盲目救助,而是真正地将政府财政作为转化为与社会主体协力应对危机的行为,以发展活力消化政策成本。进一步将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融入对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危机应对的思考中,可以得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未来方向在于处理好体制改革与政策选择、短期调节...     

对目前经济发展中两难问题的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风险防范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于1998年第二季度,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迭加到国内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为抵御外部冲击、扩大内需而采取的果断措施,属于宏观调控中的反周期操作.近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不能不重视财政风险的防范.我国财政安全的最大隐患不仅仅是大家看得见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还包括多年来所积累的各种财政潜在风险.     

以政策组合构建的确定性对冲疫情冲击——疫情对财政经济冲击影响以及财政政策如何积极作为视频会观点综述

2020年3月6日下午,中国财政学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联合举办了“疫情对财政经济冲击影响以及财政政策如何积极作为视频会”。会议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尚希主持,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河北省财政厅、河南省财政厅、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广东财经大学、辽宁大学、京东数字科技、阿里研究院等单位的四十多位专家参加会议,隆国强、高培勇、樊丽明、陈昌盛等15位专家作了发言。专家围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研判、抗击疫情的财政政策、疫情防范与财政改革、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和疫情对中国财政经济形势的冲击及对策等交流观点、碰撞思想,深入分析当前形势,提出政策建议。     

导读与推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的过程中,财政承担着资金支持、鼓励复工复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多重任务,进一步加剧了由各级财政收支压力增大所引发的财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问题,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攀升,加快财政体制深化改革更显紧迫。在此背景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科学》编辑部组织召开了2020年第1期专题沙龙:“面对疫情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疫情突发及其对经济财政的影响,未来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的变化.财政改革方向与重点,以及相关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等议题展开研讨。专题沙龙上专家的独到观点有深度有思想、有启发性和建设性,值得深人思考。本期设置专栏对专家学者的观点与成果予以集结反映,以飨读者。     

基于国库视阈下地方政府财力结构及优化策略——以平顶山为例

地方政府财力是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物质保障,分税制改革后构建起具有公共财政特征的财政运行模式,但随着财政政策的调整、经济发展职能的转变,中西部地方政府财力结构失衡等情况初显,能否合理配置地方政府财力结构变得日益重要和紧迫。本文以平顶山为例,对地方财力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认为,在宏观经济深度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自给率呈下降趋势,地方政府财力结构失衡迹象显现,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和土地基金类收入成为补充财力的重要工具;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地方财力折比重下降到16.9%,地方税权配置有待完善;地方政府对土地性财政收入依赖,潜在风险不可忽视;转移支付演变为地方财力主力,资金的使用效应诗人标准缺乏;地方债务偿还压力增加,信息透明度较低,存在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的隐患。对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财力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建立科学的资金绩效评价机制;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探索全口径的地方债务统计管理体系。     

在危机应对中投资于未来:主要国家财政政策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扩散严重扰乱了世界经济活动.为应对疫情冲击,构建未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美、英、日、印等国家相继出台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既着力于恢复当前疫情影响之下的经济秩序,更着眼于未来,强化对市场主体、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创新研发等方面的投入,为未来经济发展积蓄动力.这些国家的做法富有启示性,结合我国现状,也要把应对短期危机与提升长远发展潜力结合起来,整合财政资源,加强薄弱环节投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力.     

统筹防疫与发展的地方财政:如何权衡多重风险?——2020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总报告

2020年10月至11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围绕"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展开专题调研.调研发现,疫情下的公共风险分布以及地方对冲风险政策具有空间差异性,各地复苏进度不一.数字经济发达以及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方对冲风险能力较强,区域分化在疫情冲击下有扩大趋势,财政体制不完善会诱发地方治理失灵风险.基于分析,分别给出了短期与中长期政策建议.短期政策侧重于政策的延续性和政策结构优化;中长期要以公共风险为导向加快构建现代财税体制,主要包括:一是要适度加强中央、省级事权及支出责任,降低地方政府治理失灵的风险;二是以风险理念为基本原则,转变预算模式,提高预算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的风险调节功能;四是完善债务治理机制来有效控制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     

如何提高宏观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协调的视角

问题的起源——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应对突发的外部冲击当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突发的疫情冲击,这种冲击远比一般的技术冲击或者石油冲击更具有负面影响,甚至战争带来的影响也不如这种疫情冲击,它对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都带来了显著影响。首先影响的是总供给,直接减少了厂商的生产,特别是劳动力投入,这种对劳动力的影响一般的外部冲击都很少见。     

新冠肺炎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宜昌市的调查

本文从短期、长期以及银行主体三个维度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宜昌市银行业的影响。分析发现:短期内疫情对银行业的冲击以间接影响为主,总体平稳;长期来看银行业整体风险较为可控;疫情对不同银行主体不同业务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别。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应对疫情带来的短期负面冲击,帮助金融机构尽早恢复健康稳定发展。     

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基于公共风险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基于传统分析框架评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会导致许多风险以及风险关联被屏蔽,造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评估落入"风险盲区".财政政策只有有效对冲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相互关联的公共风险,才能真正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确定性.通过考察"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期"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不难发现,三者在实践逻辑上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公共风险逻辑.财政政策应跳出片面的经济系统分析,基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来制定和调整,着眼于中长期力求全社会的公共风险最小化,而不只针对经济波动,财政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的相互协调也应以此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