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性质、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强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的不同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团队平均任职年限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负向影响,高管团队的年龄、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教育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关系更显著,高管团队任职年限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前置动因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视角

为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本文基于高阶理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前置动因.并以2011-2013年连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团队的自然特征、教育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学历水平和社会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而女性比例、工作职称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高管特征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之一.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交互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公司高管变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及战略决策与实施,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扮演着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号的角色,当高管不能够满足其契约诉求时则面临着较高的被变更风险。本文将高管变更区分为非常规变更和常规变更两类,考察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不同类型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国企中,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显著负向影响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对当期高管变更影响不显著;非国企中,当期两类高管变更均对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低会导致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     

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并购绩效

近年来,高管外部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研究侧重点不同,本文探究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对企业决策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并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指标。基于社会网络和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对企业并购决策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密度越高,高管成员之间的沟通越有效,公司并购绩效越好。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当并购的复杂度和风险较高、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高管任职时间较短时,高管团队网络密度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密度高的企业并购后,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优于其他公司。     

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并购绩效

近年来,高管外部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研究侧重点不同,本文探究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对企业决策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并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指标。基于社会网络和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对企业并购决策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密度越高,高管成员之间的沟通越有效,公司并购绩效越好。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当并购的复杂度和风险较高、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高管任职时间较短时,高管团队网络密度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密度高的企业并购后,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优于其他公司。     

管理层团队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09-2015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管理层团队背景特征对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均较为年长、高学历和良好社会声誉的管理层团队能够显著抑制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行为;管理层团队社会声誉与性别异质性同样可以显著抑制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而学历和专业背景异质性则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进一步考虑产权性质差异,发现管理层团队背景特征与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企业社会责任:“真心”抑或“幌子”?——基于高管内幕交易视角的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真心”还是“幌子”?与现有研究聚焦于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个体证券交易行为的影响。基于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10338个内幕交易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抑制高管内幕交易的规模,更能显著降低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这表明作为社会责任的谋划者,企业高管并未以社会责任为“幌子”牟取个人证券交易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企业“真心”承担社会责任的证据;(2)进一步从“信息模型”和“声誉模型”双重视角探究发现,在企业信息不透明和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相较于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企业社会责任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总之,本研究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提供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治理作用的证据,不仅丰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对利益相关者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真心”抑或“幌子”?——基于高管内幕交易视角的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真心”还是“幌子”?与现有研究聚焦于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个体证券交易行为的影响。基于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10338个内幕交易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抑制高管内幕交易的规模,更能显著降低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这表明作为社会责任的谋划者,企业高管并未以社会责任为“幌子”牟取个人证券交易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企业“真心”承担社会责任的证据;(2)进一步从“信息模型”和“声誉模型”双重视角探究发现,在企业信息不透明和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相较于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企业社会责任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总之,本研究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提供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治理作用的证据,不仅丰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对利益相关者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但基于双元创新视角,提高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对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3)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减弱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作用,但对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本文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企业设置合理的薪酬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