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率走廊的构建及国际经验分析

利率走廊是中央银行为了调控货币市场基准利率而设置的政策操作系统,其运行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存款便利工具和贷款便利工具,同时配合公开市场操作,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控制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利率附近,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加拿大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在利率走廊的构建和运行上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可为我国借鉴.我国中央银行的利率走廊上限应为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下限可以选择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为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DR),政策目标利率可以选择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隔夜回购利率(DR001).为了使利率走廊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政策措施.     

我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研究

我国货币市场的参考利率一般有隔夜回购利率、7天回购利率和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研究发现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能够引导债券市场的长期利率和总体走势；公开市场操作影响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的走势；物价指数、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存款的变化情况与货币市场利率具有较强关联性，并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文章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培育新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将数量较大的短期国债拆分发行；剥离一定数量的央行票据，定期定量滚动发行；采用做市商制度对较长期限的回购利率进行双边报价。     

我国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银行间同业拆放市场利率是我国主要的货币市场利率，也是最早实现市场化的利率。对商业银行来说．同业拆放利率是商业银行决定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的重要标准。本文通过建立单整自回归平均移动模型ARIMA，研究一年期人民币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三年期凭证式国债利率、法定准备金年利率、回购利率、消费价格指数、综合股价指数、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与存款总额比值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这些因素对我国银行间拆放利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年期人民币银行贷款利率和回购利率是影响我国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主要因素。‘     

人民币理财业务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

近两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货币市场上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市场转贴现和率、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利率和二级市场利率等基本实现市场化，2004年10月央行宣布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进一步放松了人民币的利率管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也越来越大，目前除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之外，我国基本取消了利率管制。我国金融系统以银行为主导，人民币存款利率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吸收资金的成本，对金融市场影响重大，对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自然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难点，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也就成为我国完全利率市场化的标志。     

商业银行理财市场与利率变动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理财产品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利率、通货膨胀率发生剧烈变化，商业银行理财市场出现了少有的调整与困惑。本文试图建立一个比较存款实际利率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率的分析框架，通过将投资标的市场利率、存款管制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中进行实证比较和分析，以解释商业银行理财市场与利率变动的相关性。     

关于我国利率和利率传导关系的思考

当前我国银行体系利率大致可分为货币市场利率和信贷市场利率,其中由央行指定的利率主要有存贷款基准利率、再贴现率等。在货币市场上,隔夜同业拆借利率具有基准利率的地位。在信贷市场上,在特定时期,保持适当的存贷款利差具有积极意义。由于一些阻碍信贷市场与货币市场统一的制度安排的存在,这两个市场间的利率传导呈现出一定的不对称性。为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我国利率体系,下一步应逐步弥合市场分割,加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建设,培育商业银行利率定价能力。     

多层次金融市场与金融脱媒

金融脱媒和多层次金融市场是宏观管理部门和商业银行都很关注的问题。“脱媒”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新词。狭义地讲，当时是指在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当货币市场利率水平高于存款机构可支付的存款利率水平时，存款机构的存款资金就会大量流向货币市场工具的现象。这个现象直接源于美国Q条例对存款利率的管制，Q条例的实行一方面使商业银行获得了低成本资金，但另一方面使人们感到将存款存到商业银行是不合算的。因此就有一些机构提供类似于存款的工具，以逃避Q条例的限制。广义地讲，金融脱媒不仅是指存款资金直接流向高息资产，而且是指资金需求方抛开金融中介，直接在货币市场发行短期债务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资金，可能不再向商业银行借款，而是直接在市场发债、发股票或者短期商业票据。对银行来说，就面临存款的转移和贷款需求的减少。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基金累计收益丰厚规模居前受青睐

马年以来,受益于新增外汇占款的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呈现较为宽松的态势。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从2月初的4．26％跌至1．83％,是2013年“钱荒”以来的新低。3月11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存款利率市场化,有望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够实现。参考美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进程、经验及影响来看,伴随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收益率有望提高,规模也有望继续扩大,货币市场基金面临较大发展机遇。     

我国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银行间同业拆放市场利率是我国主要的货币市场利率,也是最早实现市场化的利率.对商业银行来说,同业拆放利率是商业银行决定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的重要标准.本文通过建立单整自回归平均移动模型ARIMA,研究一年期人民币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三年期凭证式国债利率、法定准备金年利率、回购利率、消费价格指数、综合股价指数、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与存款总额比值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这些因素对我国银行间拆放利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年期人民币银行贷款利率和回购利率是影响我国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主要因素.     

2013年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变化的主要特点

2013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推进,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监管力度加大。文章按同业拆借利率、质押式回购利率、交易所回购利率、Shibor分别回顾了货币市场主要利率品种走势,指出受境内外、宏微观多重因素影响,2013年我国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抬升,波动加大;交易所市场活跃度提高,利率走势与银行间市场呈现差异;境外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相对独立,与境内市场利差有所扩大。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