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增长如何影响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信贷增长对中国家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整体而言，信贷增长可以缩小家庭收入不平等，主要作用机制是信贷增长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和单位时薪以缩小劳动收入不平等。同时，文献中所发现的信贷增长可能恶化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扩大家庭间非货币金融资产差距，在我国表现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中国家庭的非货币金融资产比例较低，这一点对于高收入家庭也不例外，且大部分家庭难以从金融资产交易中获利。信贷增长带来了各个收入组的房屋价值上涨，但高收入家庭房产价值上涨的幅度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房价上涨扩大了不同收入家庭所持有的房产价值差异。考虑到家庭调查数据往往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覆盖不完整，上述结论可能低估了信贷增长对极少数高收入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信贷增长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鸿沟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研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使得收入不平等水平显著上升。相较于数字接入鸿沟,数字使用鸿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更大程度上抑制低收入组家庭创业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于相对弱势群体如低教育水平家庭、低社会网络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为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采取措施缩小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对我国近年来消费率及其变动的分析

消费率及其变动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宏观总量指标。１９９５ 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需求不足、市场疲软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反映在消费率上则为消费率水平偏低并不断下降。本文对我国的消费率进行了横向（ 与世界其他国家） 比较和纵向（ 改革开放２０ 年来） 比较,说明了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状况。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消费率的主要因素有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收入增长率的稳定性、收入差距及居民对未来收支的预期等,结合我国近年来的情况,指出我国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并提出要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应采取扩张性收入政策。     

基于分位数回归对中国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研究

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中国城镇和农村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居民消费状况进行分析,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阐述,重点考察中国低收入群体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确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不同收入阶层其边际消费倾向大不相同,并估算出这种消费倾向的具体值。从收入差距的视角提出了提高中国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以便扩大内需的建议。     

社会信任、银行信贷与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是中国当前阶段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引入社会信任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种回归方法,多维度研究了社会信任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识别了社会信任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方向和强度,并对社会信任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内在机制展开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显著扩大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而缩小了居民间收入差距。此外,社会信任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这一“桥梁”渠道缓解收入不平等。本文扩展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范畴,并为解释居民收入差距找到了新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新形势下,为拉动经济内生增长,启动内需成为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设消费模型,运用1978～2009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消费刚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上对居民消费率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阻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而消费刚性对居民消费率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收入对居民消费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上,短期收入的增加并不能使之提高。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改善收入、消费刚性以及城乡差距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纂基于分位数回归对中国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研究

利用分位数回归技术时中国城镇和农村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居民消费状况进行分析,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阐述,重点考察中国低收入群体消资对扩大内需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确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不同收入阶层其边际消费倾向大不相同,并估算出这种消费倾向的具体值.从收入差距的视角提出了提高中国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以便扩大内需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I),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深层原因,并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与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收入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消费差距,形成“数字鸿沟”。“知识鸿沟”造成的风险偏好差异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形成的“工具排斥”是“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本文为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框架下引入家庭异质性和市场不完备性,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差距,并证明了收入分配差距是房改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会带来房产拥有的不平等但不会推高房地产价格;而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则在带来房产拥有的不平等同时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从而使得低收入群体更难在经济中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改革与完善消费信贷制度

制约我国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 消费者承贷能力较弱，是制约消费信贷发展的根本原因。根据国外消费信贷发展的经验，居民家庭的承贷能力是决定其是否负债消费的根本性因素。居民家庭承贷能力主要取决于相对于商品价格水平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金融资产价值。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居民户均金融资产增长迅速，但相对于住房、汽车等商品而言，其收入水平和已经具有的金融资产仍显不足。据统计，目前占城市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户能够承受10万元以上的消费贷款；占城市居民家庭约30％的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户能够承受5万～10万元的消费贷款；占城市居民家庭约20％的中等收入户只能承受5万元以下的消费贷款；还有约30％的城市居民家庭尚不具备消费信贷的承受能力。由此可见，一般城市居民家庭还不具备负债消费的经济基础。事实上，许多消费者也在抱怨消费信贷“门槛”过高。     

当前影响消费信贷的政策性因素

一、消费信贷推不开的深层次矛盾 消费信贷推不开的深层次矛盾,是高消费和低收入之间的矛盾.根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城市居民家庭扣除消费性支出后剩余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全部用于偿付消费信贷,那么占城市居民家庭15%的最高收入户能够承受10万元以上消费贷款;约35%左右的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户能承受5-10万元消费贷款;20%左右的中等收入户只能承受万元以下的消费贷款;还有30%的居民家庭尚不具备消费信贷的承受能力.这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总体消费贷款承受能力还比较差.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制约了市场有效需求,而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又分流了部分消费性支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冲击人们在长期福利制度下形成的依赖心理,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使人们的持币动机更趋于预防.这也是近年来利率频频下调而储蓄存款逆势而涨的原因之一.由于改革的政策影响对消费的刺激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滞过程,建议通过政府采购、提高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未享受福利分房政策居民的房改补贴、适当增加公务员工资等收入政策和福利政策,来调节居民收支预期平衡.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

<正>当前,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控风险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国内消费市场正在向多档次、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因而关注不同群体的消费偏好,对刺激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河南省城镇家庭开展相关经济调查,按照家庭户均可支配收入将城镇居民分为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对疫情以来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浅谈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使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本文以消费理论研究为基础,深入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探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提升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影响,指出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依靠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结论。     

浅谈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使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本文以消费理论研究为基础,深入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探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提升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影响,指出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依靠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结论。     

收入不平等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可及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济理论表明收入不平等影响城市房价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可及性。本文基于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城市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家庭住房可及性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会显著加重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成本负担,显著降低其人均住房面积和居住质量。在控制自身收入的影响后,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可及性仍然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住房产品的差异化能够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起到缓冲作用。     

基于城乡消费差异的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分析

运用VAR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实证考量1978～2010年间消费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消费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较大影响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对市民化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正向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对农民工市民化率有正负双向冲击,短期对农民工市民化有负向冲击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向效应逐渐显著。鉴于此,关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差异,扩大农民工消费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CFPS数据，分析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并以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与门槛变量，探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存在以家庭收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以推动家庭旅游消费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再分配功能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类群体收入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要求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呼声愈来愈烈。立法机关根据民声与形势的发展，对个人所得税的法律法规又进行了若干重大修订．以加强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税务机关也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征管的措施，使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有所减轻，高收入群体缴纳的税收比重有所提升。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二元性收入及差距对其消费的影响

基于农民工城市工资性收入和农村收入的二元性,本文采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77份农民工消费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与农村收入及差距对农民工消费及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工资性收入,城乡收入二元差异抑制了消费,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为此,要增加农民工农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释放农民工消费潜能,加快其市民化进程。     

货币流通速度与收入差距——来自中国1980-2004年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里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即货币流通速度在持续下降。本文将社会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两个部分,考察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货币需求行为,验证了高收入群体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远大于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新增的货币量不仅要满足总体经济增长的需求,还要满足收入差距上升所引致的需求。因此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增长速度便会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超出经济增长的货币供应不会全部体现为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