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过度自信影响了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负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乐观但精确性低的业绩预告。鉴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业绩预告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分析师跟踪数量作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发布自愿性业绩预告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结论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影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且这种过度自信也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供应商集中度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业绩预告精确性及其预告态度的视角

基于中国企业间关系信任的历史禀赋与现实情境,以2010-2017年A股公司业绩预告为样本,考察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与预告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越高,管理层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越低,预告态度也越倾向乐观。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负向影响在业绩预告修正情况下作用更明显,在业绩预告未修正时企业更倾向于乐观的业绩预告;同时企业在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情况下,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的反向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越倾向于披露乐观的业绩预告。以上研究为理解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未来盈利预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策略选择的研究。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表现为业绩预告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通过提高企业业绩波动、增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两种渠道恶化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未采用“四大”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规范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加强监管部门及外部力量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以及引导投资者辩证看待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治不确定性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

本文以2006-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作为政治不确定性的衡量,研究了政治不确定性对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和预告精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官员变更的当年,管理层会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并且业绩预告的精确度也会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自愿披露倾向和精确度的影响在民营企业、新任官员为外部调任时、分析师跟踪人数更多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最后本文也从资本市场反应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检验,发现市场在政治不确定性更高时对业绩预告的反应也更强烈。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政治不确定性的微观影响及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的作用都有一定的贡献。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动机研究

随着业绩预告制度的实施和演进,我国资本市场上逐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这对于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披露业绩预告?通过借鉴西方的自愿信息披露理论,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的三类动机:资本市场交易、管理层股票收益和管理层能力信号传递,并以2001-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融资需求高、管理者利益协同程度高、会计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自愿披露业绩预告,并且国有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动机更弱。     

股权激励中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很多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表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委托-代理问题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也有学者指出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方式及时间节点,认为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实施中的各个阶段都有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并就此提出完善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政策建议。     

股权激励中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很多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表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委托-代理问题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也有学者指出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方式及时间节点,认为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实施中的各个阶段都有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并就此提出完善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政策建议。     

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研究——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管理层权力越大,自定薪酬的动机越强;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出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同质化,即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越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越低.管理层的权力寻租行为削弱了自身的薪酬风险,薪酬契约包含了无激励价值的权力租金,导致了薪酬激励过度和薪酬契约的“真空化”.研究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权力在薪酬契约制定中的寻租动机,降低管理层的薪酬.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偏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视角

利用我国A股2012-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偏差与偏离方向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两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司业绩预告偏差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与悲观偏差相比,业绩预告乐观偏差才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业绩预告乐观偏差加剧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需要强制披露、披露越及时及披露坏消息时,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由此证明,高质量内部控制在缓解因业绩预告乐观偏差加剧的股价崩盘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管理层权力、机会主义动机与股权激励计划设计

以2005-2011年期间公告或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股权激励预案公告日前一天公司股价与前一个月公司平均股价的较高者减去股权激励预案中设定的初始行权价格以后的差额数据,本文对管理层权力与股权激励计划制定中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激励计划中所设定的初始行权价格就相对越低,即,在当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背景下,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使其与己有利。还发现,相对于非国资控股公司,国资控股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行权价格更低。这表明,要想使得股权激励真正成为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必须重视其设计有效性。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关系的再探讨

利用新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测度方法，本文重新检验了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了与国内已有文献不同的结论：尽管二者的相关度非常低，但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该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管理层股权激励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需要进一步改进。     

业绩预告"变脸"的思考——以洛阳玻璃为例

我国证券市场的业绩预告制度是管理层为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大量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质量不客乐观,及时性、准确性不高。本文以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2007年年度业绩预告为典型案例,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变脸现象做一个深入分析,以期为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监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寻找行业相同、规模相近的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进行配对T检验,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是否诱发盈余管理进行分析,得出管理层在基准年度下调盈余的结论,并经回归分析证实。本文分析管理层控制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是被激励董事的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比例关系,总经理包含在激励计划在内的股权激励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对大,说明管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基准年度会对报告盈余做出下调处理,而且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而独立董事的比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没有明显的反比例关系。     

基于高管背景特征的业绩预告自愿披露行为研究

不管是国外的管理层盈余预测,还是我国的业绩预告,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来源.深入理解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对于投资者和监管者来说都十分重要.传统代理理论将管理者视为同质的,忽略了管理者个人对决策的影响.本文突破传统代理理论研究的缺陷,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从高管背景特征角度出发,研究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自愿披露行为.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偏好——基于激励对象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公布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分三个阶段研究了激励对象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06-2008年期间,激励对象并不明显影响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但在2009-2011年和2012-2014年两个阶段,激励对象显著影响了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主要表现为,当激励对象中高管所占比例越大时,公司并未选择更适合高管的股票期权,而是越倾向选择获利空间较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限制性股票,且在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中该现象越明显。以上结论表明上市公司对不同激励对象选择股权激励方式时,一定程度上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这势必会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     

管理层股权激励具有经济效果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股权激励是否具有积极的经济效果.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果,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经营业绩越好.进一步通过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保持不变.强化管理层股权激励方式对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具有重要意义.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与并购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方商誉减值的影响，考察盈余管理及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正相关，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负相关，即目标方业绩承诺设置越激进、完成情况越差，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越大。（2）商誉减值存在着并购双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而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抑制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3）审计质量会弱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以及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向关系，即提高审计质量能够抑制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行为和并购方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降低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4）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具有两面性，即目标方股东担任收购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一方面会推高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水平，另一方面会激励标的企业努力完成承诺业绩，对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产生正反两种影响。     

股市对业绩预告修正一视同仁吗？

本文搜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年至2011年间发布的所有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董事会披露的业绩修正原因说明,首次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独特的业绩预告制度下的业绩修正原因如何影响股市投资者对业绩修正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解释业绩预告变动原因时带有倾向性,公司对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的解释会倾向于不同的原因,而且业绩变动原因对股市投资人理解业绩预告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公司将原因归于公司不可控的宏观原因、不可控的会计因素和会计记账错误,股市对利好的业绩修正反应更强烈,也能削弱利空消息对股市的打击程度。如果是其它原因或公司不说明原因,股市的反应会更加糟糕。本文为资本市场投资者了解业绩修正原因说明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实证证据。     

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层盈利预测

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盈利预测（或预告）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法人控制的公司管理层更不倾向于提供盈利预测（或预告）。而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提供盈利预测（或预告）。由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法人控制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比例越高，管理层越不倾向于自愿披露盈利预测。我们没有发现机构投资者、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对盈利预测（或预告）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财务比例包括市账比、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对盈利预测（或预告）有显著影响。     

上市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行业同群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行业同群效应。实证结果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即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和精确度受到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规模较小、CEO缺乏经验、分析师关注度低、行业竞争激烈的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同群效应更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制度的建议,包括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提高上市公司竞争性、聚焦行业龙头、完善监管部门激励与约束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