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衡量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科技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及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对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同时,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为促进科技金融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与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启示。     

中部六省科技金融指数构建与评价

本文采用2009～2016年中部六省科技金融相关数据,运用复合熵值法构建了中部六省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科技金融基础指数、科技金融投入指数、科技金融产出指数和科技金融贡献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科技金融综合指数及其分项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湖北省和河南省的科技金融发展状况良好,山西省的科技金融建设有待加强。其中,湖北省的科技产出一枝独秀,其他省份需提高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河南省的科技金融贡献指数最高,其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几乎占据中部六省的一半。     

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审视与优化

近年来,我国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金融发展速度滞后、经济外向度不高、政策性溢出严重、法制环境不健全、信用环境缺失等造成了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失谐.因此,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完善金融生态法制体系、优化金融信用环境、加快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等,对优化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实现中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 1980-2000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而在东、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上述结果主要是由于体制转型、金融部门规模不经济以及“门槛效应“约束等原因造成的.     

中部崛起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金融生态问题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关注。从金融生态的角度来看,“中部塌陷”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生态环境恶劣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中部崛起,就必须为中部地区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是改善金融生态的企业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和行政环境。     

金融发展与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采用FGLS估计方法,对金融发展与中部六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990~2009年间,金融发展规模、经济增长扩大了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人力资本提升则缩小了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中部地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重要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金融科技、强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工业绿色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绿色政策支持三个维度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区、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分析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补偿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其中,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应,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效应愈加显著。因此,亟须推动工业绿色协调发展,强环境规制地区更应注重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驱动工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中部崛起的金融瓶颈与金融发展策略

各方面因素导致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金融组织体系结构失衡,金融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低,金融市场不发达等,使得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非常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次序安排,以及中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劣化,致使中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效率低下,远不能满足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因此,要推行"中部崛起"战略,一方面要把中央政府的决策落实到实施层面上来,另一方面要针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抑制因素,采取相应措施,建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我国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的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 ——基于郑州市和其他科技金融试点城市的对比

建立复合系统协同度摸型,对我国11个科技金融试点城市的科技与金融协同水平进行测度,结果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科技金融协同度均值整体水平最高,新一线城市次之,而二线城市最低且出现下行趋势.对于郑州市而言,其科技金融协同度整体上高于二线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大致趋同于中部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平均水平,但整体相对落后于同在新一线城市的武汉,与同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庆市相比,优势也不明显.在借鉴吸收科技金融试点城市成功经验基础上,建议我国各城市应充分发挥风险补偿资金和引导基金的作用,加速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培育进程,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完善科技金融政策制度体系,以尽快提升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水平.     

金融发展、财政支持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比较了上述三个地区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规模和财政支出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差异：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则有抑制作用。三个地区的财政支出水平普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科技、信贷供给与中国工业增长

本文基于中国287个地级城市的数据,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缓解金融机构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增加信贷供给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增加企业资金供给,促进工业增长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可通过增加贷款供给促进工业增长,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在中部地区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对四、五线城市的作用弱于相对发达城市。     

科技金融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国家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2003—2016年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和民营上市公司匹配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评估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建设对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一步进行了验证。实证结论表明,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建设显著地提高了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科技金融试点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随政策推进呈现递增趋势,但是存在两年滞后期。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科技金融试点城市政策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城市行政等级越高,科技金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的作用越强。同时,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科技金融对于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效果越显著。     

基于序列链模型的中部区域创新绩效的评价与比较

运用在传统CCR模型上改进的序列链DEA方法,建立科技投入到经济产出的两阶段模型,对中部区域创新系统的绩效进行评价,并与京、沪、粤地区进行对比,进而分析了中部区域DEA无效的原因.结果表明我国中部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但由科技创新向实际生产能力转化的效率偏低.因此,如何强化科技实力的经济转化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部与东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实证分析与加快中部发展的金融对策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部经济金融发展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某些方面,甚至与西部也存在差距。本文通过对中部与东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指标的对比实证分析,提出若干促进中部发展的金融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区域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法，运用回归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四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各地方的政府行为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四大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均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其中东、西地区金融发展与政府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存在着制约关系。     

传统金融发展、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

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状况是影响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选取国内306个城市904 443个企业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以信贷业务为主的传统金融发展与金融科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区域异质性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传统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均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挤出了传统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看，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挤出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从企业视角看，在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挤出效应要大于私营企业。因此，要持续推进传统金融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推广金融科技，释放金融科技赋能发展的潜力。     

关于以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推动中部经济发展的建议

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要实现中部崛起,金融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本文提出在中部地区进行金融业混业经营试点,以成立区域性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整合金融资源,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分散银行信贷风险,遏止中部经济中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优化产业结构。真正为中部地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区域科技创新

金融发展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研发成本、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方式促进科技创新,而对外开放通过示范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拉动有效需求等方式促进科技创新。从全国层面看,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均对我国区域创新具有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可以同时加快科技创新。因此,为充分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我国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对外贸易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融合,助力科研经费的来源方式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