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对经贸关联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相关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研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货币政策对经贸关联国的外溢效应。本研究使用高频事件研究法,测度和分析了中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动对50多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汇率、短期利率、长期利率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中国货币当局的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金率公告对经贸关联国的利率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对它们的汇率则存在反向的溢出效应;(2)这种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对与中国经贸联系最为紧密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最大;(3)金融联系和贸易联系是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外溢的重要渠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之后,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中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范围和程度都显著提升。本研究的结论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溢出风险测度——来自上海证券市场的证据

本文基于VAR-DCC-MGARCH模型分析了沪市基金指数与股票指数和国债指数的波动相关性和溢出效应,估计了三个市场的VaR,并通过失败检验法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条件相关系数一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与国债市场以及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具有很强的时变特征,而且走势呈现相似性,但是统计检验显示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相关性不明显。基金市场对自身和股票市场存在显著波动溢出效应,股票市场对国债市场和基金市场存在一定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在给定期望损失概率下,发现基金指数收益率的VaR波动最为剧烈;股票指数收益率的VaR变动风险与均值的比值是最高的;结合剔除其他市场波动影响的VaR发现,三个市场的风险承受度更高,可以接受更大的损失收益率。     

我国货币政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16个沿线国家的实证检验

利用1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了P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我国货币政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存在溢出效应,当我国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扩张货币时,短期会促进沿线各国经济增长,长期这种影响由正转负;而当采用价格型工具降低政策利率时会持续给沿线国家的产出带来促进作用,并且价格型工具的影响力度更大。进一步进行分区域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亚洲国家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并且我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与各国对华经济往来密切程度正相关。     

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SSCI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会产生溢出效应。在非常规时期这种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这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引起的债券购买和流动性增加的结果,并且对不同国家影响各异。美国在退出QE时应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冲击,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尽可能地改善基本面,以减少全球溢出效应的冲击。     

我国汇市与股市之间的价格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为了考察我国汇市与股市之间的价格和波动溢出效应,本文利用"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上证综指的日数据建立了多元向量自回归模型GARCH模型.研究发现,我国汇市与股市之间的价格溢出效应不明显,汇率波动率的ARCH效应不对股票市场产生显著的冲击,外汇市场波动的持久性会对股票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股票收益率的ARCH效应不会对外汇市场产生明显的冲击,但股票收益率波动的持久性会显著影响汇率的变化率.     

中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基于BVAR模型分析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实质上是货币政策效应在国际层面上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其溢出效应程度与参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本文旨在利用先验信息的贝叶斯技术,结合中美两国1992Q1~2016Q1的数据,通过建立BVAR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中美两个经济大国货币政策效果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一方面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存在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特征且溢出效应的汇率渠道的传导较为显著。基于此,鉴于国外政策外部性的应对策略及经验,本文提出政策建议。     

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溢出效应研究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国内经济萎靡。为此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联邦基金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且对我国产出有一个负向的影响。     

中美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的溢出效应——基于TVP-SV-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新的全球金融周期使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本文通过建立TVP-SV-VAR模型，对比分析美国和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巴西、南非和印度等主要金砖国家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大于中国，对金砖国家工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长期内中美货币政策均推高了其国内物价水平；中国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效应，且逐渐增强。中国应尽快适应货币政策溢出国的角色转变，加强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沟通，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基于贸易融资视角的研究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作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融资支持工具,贸易融资同样以美元为主导,其规模的变动将会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的IS-LM-BP模型,分析贸易融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贸易融资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美元主导的贸易融资的引入会强化美国货币政策贸易渠道、金融渠道的作用效果,即会放大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国际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美国加息将抑制中国产出,推升中国通胀水平,考虑贸易融资后其对中国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将分别放大15%和11%,溢出的传导速度也将显著加快;在微观层面,美联储加息将显著抑制中国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企业投资和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贸易融资的引入同样会强化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动本币优先的贸易融资有利于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非预期调整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时变冲击效应研究——基于TVP-GARCH模型

本文利用联邦基金期货数据计算美国货币政策非预期调整,进而建立TVP-GARCH模型,研究美国货币政策非预期调整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时变冲击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受到美国货币政策非预期调整的显著性影响,在2000年之前非预期的联邦基金利率上升会导致中国股票市场收益显著下降,而2000年之后非预期的联邦基金利率上升会导致中国股票市场收益显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除外)。本文还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在金融危机期间受到美国货币政策非预期调整的影响更大。     

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收益率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多元BEKK-GARCH模型

用多元BEKK-GARCH模型检验了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收益率的波动溢出效应,结合LR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实证研究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收益率的波动关系。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收益率序列都存在ARCH效应和GARCH效应,即都具有时变方差特征;且两市的波动具有较高的持续性。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收益率存在单向的,不对称的溢出效应,即汇市对股市有波动溢出效应,反之则不然。     

货币政策与股票收益率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对股票收益率、货币政策以及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线性检验,结果发现三者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平滑迁移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SVAR)刻画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了ST-S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发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具有显著影响,并存在非对称性,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拉动效应大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抑制效应。而产出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股票收益率并不能完全反应经济基本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两分性。     

利率市场化视角下金融市场间溢出效应检验

利率市场化进程通常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三变量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三个金融市场间的均值溢出效应,并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这一事件作为分段节点,对比了利率市场化两阶段中溢出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初期债券市场收益率对股票市场收益率存在单向溢出效应,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特别是在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股票市场收益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与货币市场收益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均存在单向溢出效应。     

石油价格与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中美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美股票市场和国际原油市场的数据为样本,用VAR模型和二元GARCH模型研究了中美股市价格和国际石油价格的收益率及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价格和国际石油价格之间,既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也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波动溢出效应;而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化率对于美国股市收益率确有负向先导作用,并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的波动溢出。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股市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GARCH-BEKK扩展模型

2014年3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和国内股票市场联动性明显增强。基于VAR-GARCHBEKK扩展模型实证研究了2014年3月18日到2016年1月15日期间人民币汇率和股指收益率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对股市不仅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即前期汇率的贬值会给股市带来收益率均值下行的压力,而且还存在汇率向股市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中国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基于SJC-Copula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SJC-Copula模型分析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以此进一步分析波动溢出效应对债券市场风险规避能力的影响。研究选取2003年3月31日至2009年8月31日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日数据和上证指数日数据,验证了两市波动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同时发现波动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了债券市场规避风险的能力。     

中美国债市场信息溢出效应检验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中美国债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一步提高,信息溢出也进一步加强.本文构建动态信息溢出指数,分析了中美国债市场的总溢出、方向溢出及净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中美两国国债市场之间波动率总溢出效应强于收益率总溢出,两个市场存在不对称的双向溢出效应,其收益率和波动率溢出在动态路径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显著的时变性.2019年之前两国收益率总溢出水平基本维持在10以内,2019年后收益率溢出指数明显提高;波动率总溢出受金融事件影响导致极端值较多,溢出水平也相对较高.总体而言,无论是收益率溢出还是波动率溢出,多数时期美国国债市场对中国国债市场表现为正向净溢出,中国国债市场更多地受到美国国债市场的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会影响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吗?——基于全球辛迪加贷款市场的研究

本文使用全球辛迪加贷款数据,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其他经济体贷款者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宽松(紧缩)的美国货币政策会显著提升(降低)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水平。渠道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通过离岸美元市场、借款者所在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和汇率水平、借款者资产价格影响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紧缩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全球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此时借款者所在经济体采取宽松宏观审慎政策进行应对的效果不佳。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完善宏观审慎调控框架,应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防范化解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启示意义。     

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度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收益率、波动率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五个金融子市场的信息溢出贡献度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信息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时变性和双向性特征。样本期内,存在金融市场收益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正向净溢出,金融市场波动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则表现为负向净溢出。从数值上看,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波动率间信息溢出强于与金融市场收益率间信息溢出。各个金融子市场在方向性溢出效应中贡献率结果显示,不同时期不同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