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国企混改背景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本文以2009-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和委派董事数据,计算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情况,以此考察其对国企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逻辑,我们发现非国有股东仅仅委派董事并不能改善国企会计信息质量,只有超额委派董事(即控制权超越股权),才能有效地提升国企会计信息质量,而且这种提升在央企和市场化程度较好的地区比较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还能向资本市场传递特质信息,并抑制负面消息积累,有效地降低了国企股价同步性和崩盘风险.该研究在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混改研究领域进行了视角、内容和变量的创新,其结果为国企混改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股权制衡度的新测算

测算股权制衡度时不考虑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可能引致偏差。鉴此,重新测算了股权制衡度,以2003~2013年927家 A 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新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为非线性的 U 型关系,而“旧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为线性关系;[1,2]为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灰色区间;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受股东持股模式和外部环境影响。研究结果支持条件有效论,适度的股权制衡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监督,抑或共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扩展LLSV(2002)的模型,在监督与共谋的视角下分析了大股东之间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模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不同股东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第一、二大股东均属于非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虽然能够起监督作用,但也可能与控股股东达成共谋以分享控制权收益。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沪深上市公司2009—2015年的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董事高管责任险、两类代理成本及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险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激励效应和外部监督职能,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第一和第二代理成本;通过对两类代理成本的显著降低,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     

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效应

对于股权制衡能否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学术研究对于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本文从股权制衡和公司治理的概念出发,分析了股权制衡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股权制衡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能够起到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抑制关联交易行为以及降低控制权私人受益的作用.最后,本文认为股权制衡和公司治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为依据,基于2009年的样本数据,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对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公司绩效的评价上也是从盈利能力、成长性能力、股本扩张能力以及市场价值这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研究结果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提升呈显著正相关;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显著;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说明当股权适度集中在几个大股东手里时是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完善及绩效的提升,而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程度的提升却不一定能达到正向的效果,股权制衡也不是影响公司绩效的主因。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来自深市创业板块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U型关系,而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度的公司治理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风投机构、股权集中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选取2008-2018年在中小板上市并有风险投资介入的企业为样本,从机构持股比例和委派董事数量两个维度探究了风投机构介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风险机构在投后管理阶段增加持股比例或委派董事数量,均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入;股权集中度在风险投资介入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即当股权集中度越高,风险机构介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会弱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可约束控股股东的行为,强化风投机构参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也验证了股权集中度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文从风投机构促进企业创新的角度,提出一些完善企业股权结构的建议。     

上市证券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8家已上市证券公司为样本,对其内部治理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上市证券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国有控股性质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绩效;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影响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位分离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监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管理层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管理层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但影响不显著。     

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下国有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当前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和任务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选取2015—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使用门槛面板模型探讨了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作用下,国有股权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的双门槛效应。在市场竞争程度低的情况下,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情况下,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市场竞争程度对国有股权效应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     

寿险公司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经理人代理成本视角

基于2012—2020年我国寿险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与绩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股权集中通过增加经理人代理成本削减绩效，股权制衡通过优化此类代理成本改善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对成立时间短、发展速度慢的寿险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监管部门应适当降低寿险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上限，引导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中小股东一致行动改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吗?

在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成为保障注册制改革效果,助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的关键。本文实证考察了作为非实际控制人的中小股东如何利用一致行动参与公司治理。研究表明,中小股东通过一致行动形成投票表决权的集中配置,进而制衡大股东,从而改善公司绩效。在治理机制方面,中小股东一致行动对绩效的改善,一方面源于其帮助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提出更多代表自身利益的议案,在董事会中委派更多董事,在决策过程中形成更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源于其帮助中小股东实现对大股东的制衡和对经理人的监督,从而抑制实际控制人的“隧道挖掘”行为,缓解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一致行动的作用效果受到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形成动机、上市公司的投票表决制度以及一致行动人类型的影响。     

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控股模式与公司业绩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控股模式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同的持股模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上,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基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代理权争夺机制和收购机制四种公司治理机制的控股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某种控股模式对四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但把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再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市场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控股模式更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公司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方面,它对公司代理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3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表明,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不显著负相关;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较显著正相关。这些研究结论表明,资本结构对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控制权竞争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研究

基于2004-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控制权竞争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多个大股东并存会提高公司长期债务比例;股权竞争性越强,长期债务比例越高。这些结论与理论假设相符,既证实了内外部公司治理的密切联系,也说明控制权竞争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     

金字塔股权结构、股权制衡与终极股东侵占

上市公司终极股东行为深受金字塔股权结构形态和内部权力配置及结构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表明上市公司终极股东侵占行为选择与金字塔股权结构形态特征正相关,与两权分离程度负相关。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内部制衡机制不仅直接影响股东侵占行为,并能够强化金字塔基本形态的影响作用。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占,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并加强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监管。     

股利政策、股权制衡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以我国2005年-2007年中小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面板数据），从公司成长性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影响。具体检查了现金股利和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以及公司成长性之间的计量关系，经验结果表明：中小板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发放现金股利的激励，公司成长性不能弱化第一大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其他大股东不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牵制，甚至存在附和第一大股东的倾向。     

Choice of acquisition form in Australia and the post‐takeover employment of target firm directors on the acquiring firm board

In Australia, a corporate acquisition can be structured as either a scheme of arrangement or a takeover. We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al structure and the retention of target directors on the merged entity board. We find that the odds of a target director subsequently sitting on the merged entity's board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chem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premiums are lower in schemes of arrangement when additional target directors are appointed to the board of the acquiring firm.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arget director appointment is unrelated to the merged entity's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     

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多个大股东与风险承担研究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从风险承担视角考察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多个大股东有利于加强对内部人的监督和制衡,促进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且其他大股东的监督能力越强,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国企混改中引入国有、民营和外资性质的其他大股东,都能够优化公司治理机制;非国有大股东的相对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够促进国有上市公司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在不同类别、层级以及处于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国企中,多个大股东的治理结构都提升了风险承担水平.研究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多个大股东股权治理领域文献,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