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责任保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互动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关于董事责任保险通过鼓励董事高管积极进取从而改善公司治理效力,还是通过增强董事高管的道德风险从而削弱公司治理效力存在争论。在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设立董事责任险条款有助于减少公司代理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董事责任保险实际购买需求影响因素和董事责任险实际购买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将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保险的需求,同时董事责任保险购买又将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保险治理与公司违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CEO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险是一种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2009~2015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中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样本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同时能够显著降低"微股利"公司比。但在不同治理环境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治理水平低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意愿,而对治理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则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水平。     

创业板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类型会影响公司效率吗?——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以2010—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两类代理成本纳入研究框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横向跨度均显著降低了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了上市公司效率,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和横向跨度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大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结合创业板实际,从终极控制人利用金字塔结构对公司治理实施支撑行为的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与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使用2002~2012年沪深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权益资本成本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地,投资者因规避责任保险机制庇护下公司高管自利行为可招致的风险,导致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公司再融资能力。     

会计稳健性或高管股权激励——不同代理冲突下的治理方式选择

会计稳健性和高管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其治理效应备受关注。本文选择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代理冲突程度高低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两类,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低代理冲突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不显著;在高代理冲突样本组中,高管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不显著。研究显示出,在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时,必须考虑代理冲突的严重程度。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

以2008—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实证考察现金股利政策对两类代理成本作用效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两类代理成本均越低,体现了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引入董责险作为调节变量后,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扩大,两类代理成本进一步降低,验证了董责险的外部监督假说,并在实证层面为上市公司治理提供经验数据和借鉴。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与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使用2002~2012年沪深引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权益资本成本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权益资本成本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地,投资者因规避责任保险机制庇护下公司高管自利行为可招致的风险,导致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公司再融资能力。     

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     

环境规制、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来自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将总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划分,发现环境规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但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性差异.具体来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降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削弱该降低作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提升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强化该提升作用,以上结论在分地区样本中仍然成立,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工程保险的地铁项目风险管理模式探索

本文探讨了企业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将会对企业高管的私有收益产生何种治理效应,以及不同的公司治理环境又将如何影响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有动机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来提升其个人货币性私有收益;与之相反,企业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将会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而得到降低。另外,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有助于加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正向激励效应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负向抑制效应。此外,关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两部分私有收益所产生的相异治理效应的结果,本文给出了部分解释,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会使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在一定程度上被货币性私有收益所替代,并且这种替代效应受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正向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违约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因其“监督激励效应”或“兜底效应”对公司的违约风险产生影响。基于沪深A股2003~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价值降低了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充实了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治理职能的认识,丰富了抑制公司违约风险的治理机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风险承担:理论路径与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管理者财产风险存在"兜底"效应,有助于缓解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等代理冲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管理者自利成本降低从而诱发潜在的道德风险。为此,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有助于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而"道德风险效应"没有得到支持。本文是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首次研究尝试,对于深入理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声誉激励契约的强度、效用及作用途径——一个中国情境下的实证检验

通过对部分高管进行访谈,并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声誉激励强度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高管人力资本在两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声誉激励通过与显性激励的交互效应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间接的效用,具体而言,声誉激励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效应;产权性质能够对高管声誉激励效用产生显著的影响。     

管理层股权激励:利益趋同还是利益壕沟——来自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来考察国内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激励效果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股权激励降低了代理成本,改善了公司绩效;而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壕沟效应,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控制、管理层权力过大是股权激励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     

公司治理水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盈余管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董事和高管遭受民事诉讼时具有“兜底”效应,降低了董事高管的执业风险.选取2002-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在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会加剧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着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减弱.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加剧?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但董事会规模削弱了该效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在代理成本高、内部控制差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并未有效发挥风险治理作用。本文为全面考察中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中小板上市公司银行债权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根据期限结构对银行债权进行划分,探讨其对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和自由现金流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长期债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相对于短期债权较弱;银行债权具有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作用,尤其是短期债权的作用更加明显;银行债权并未起到约束企业自由现金流的作用。     

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文献,对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的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