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现了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遵守和执行,同时增加了公众对上市公司行为的了解;反过来,这将促使上市公司改变他们的一些行为。本文在给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定义的基础上,采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年报和独立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证明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颁布及实施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同时研究验证了公司治理具有增强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公司环境信息吗?——来自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环境信息与信用评级、信用利差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债券市场中是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回应。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评级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显著性仅存在于环境绩效水平较好的上市公司;总体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债券信用利差的负相关关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细分后,在环境绩效水平较优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而在环境绩效水平较差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负债成本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市场化进程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化学制品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环境保护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同时结合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编制的2009年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数据,以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1年化学制品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上市公司注册地市场化指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意识逐年增加,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逐年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具有正面影响;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越快,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效果越强。     

我国有色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分析

本文着重有色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分析,选取2013年有色行业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信息披露总体存在内容缺乏、形式单一等问题。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出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上市地区和是否为国有企业与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明显相关性,对此,给出相关的建议,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加强环保。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及诱因分析——以湖北省A股上市公司为例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加大了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压力。本文依据2010年9月1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开征询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以湖北省35家上市公司为例,运用描述性统计、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现状及诱因。研究发现披露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不断增加,但披露的内容、程度差异较大;影响披露的既有内部因素,如企业的财务状况,也有外部因素,如国家的环保政策等。     

内部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最直接因素,本文选取2014年沪深两市电力行业4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内部治理结构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监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高管薪酬对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分析:2010~2011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观察

以2010～2011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角度考察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安排能够对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要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有必要继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本研究也说明产品市场竞争并不能解释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     

学习能力、公司特征与环境信息披露

本文以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分析目前我国重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学习能力、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能力、公司规模、公司风险、所有权性质是影响重污染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而企业价值、盈利能力等对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我们对这一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进行了阐述,以期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本文基于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并借助新闻学的议程设置概念,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背景下研究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以及政府监管对舆论监督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2)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增强舆论监督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认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动机、以及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同时也为信息披露的非经济性动机研究做出了文献上的贡献。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内控"水平"与企业价值——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6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内控"水平"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内控"水平"的提高却具有"黏合剂"作用和"抑制调节"效应,即随着内控"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逐渐被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即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中内控"水平"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结果为全面理解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和内控"水平"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将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督、内控建设的加强和内部治理决策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对策研究

正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与思考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意识的逐步提高,在证监会、环保部和其他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取得较大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2010年紫金矿业铜酸水渗漏污染事故,2011年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仍能看出部分上市公司在环保意识和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上表现出的傲慢、冷漠和不负责任。目前,上市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环境信息披露的随意性较大,管理层多选择披露对企业有利的环境信息(孙艳辉等,2011)。由于环境信息披露的非     

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向政府、社会公众传递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情况的重要方式。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是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决定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披露载体和披露方式两个维度衡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探究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定性披露呈负相关,与单独披露程度和定量披露呈正相关;外部环境管制压力相较于内在企业声誉动力对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管制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更显著,而提高企业声誉的激励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本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质量的实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的建设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总结了当前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已有的经验,对建立并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农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不足的成因及对策

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这最终将形成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环境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作为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行业,农业上市公司有责任和义务去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而当今中国的农业上市公司关于环境信息的披露少之又少.披露不足的原因有多方面,如制度限制,意识限制和执行方面的困难.而“背农”现象的产生也多少限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本文着重分析了造成农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不足的原因并在以后披露的强制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     

董事会特征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董事会成员构成形成了董事会内部结构特征，董事会成员外部连锁形成了董事会外部网络特征。本文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董事会内部断裂带、董事会外部网络位置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揭示了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经历断裂带对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正向影响，董事会成员经历的“和而不同”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董事会网络中心位置、中介位置对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正向影响，董事会网络位置有助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卓尔不群”；企业创新能力越强其环境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创新能力在董事会特征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的思考

环境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企业无疑对环境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加强我国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才能使社会公众更有效地监督企业履行环境受托责任。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改进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的思考

环境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企业无疑对环境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加强我国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才能使社会公众更有效地监督企业履行环境受托责任。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改进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企业绿色创新、环境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融资

本文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以及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均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绿色创新显著加强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的影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银行借款规模和期限结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且绿色创新在其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应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尤其要督促企业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和资源能源节约量的定期定量披露;企业应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并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国有企业应大力加强绿色创新;银行应严格落实绿色信贷政策。     

创新能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选取我国2018-2020年A股4056家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作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对当期企业价值的影响为负但是并不显著；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加入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变量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于当期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当期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企业不断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会显著增强创新能力对当期企业价值产生的不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项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市201家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沪市的201家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近三年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近三年环境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很差,但披露水平在不断提高。实证分析还发现,公司规模、公司绩效、法人股比例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而资产负债率、直接控股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及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