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企业税收遵从——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2014年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税收征管机制创新。本文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纳入到'A-S逃税模型',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弱化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纳税信用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进而激励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进一步,本文利用2009~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模糊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显著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度,且对于历史逃税水平较高的企业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于从柔性税收征管的视角提升国家税收征管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内部控制中监督、信用评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9年31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内部控制中介机构监督代表变量的审计意见类型和作为信用评级代表变量的企业(主体)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三个变量均与企业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考虑审计意见类型、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两两之间的交互效应,检验得出均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债券市场的评级信息能改善股票市场信息环境吗?——来自分析师预测的证据

本文研究发现,信用评级增加了分析师预测的公共信息,同时没有减少分析师预测的私有信息,即信用评级信息能够改善股票市场信息环境。具体地,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信用评级能显著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乐观偏差,且这种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低能力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外资参股的评级机构中更加显著,这说明信用评级向分析师提供了新的信息。进一步地,信用评级只增加了分析师预测的公共信息,对私有信息没有显著影响,同时也不影响分析师的调研行为,上述结论表明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并不影响分析师拥有私有信息的优势,且信用评级机构与分析师之间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因此,金融监管应该加强对评级机构尽职调研的要求,充分发挥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中介功能。     

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券信用利差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13年沪深两市发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探讨了发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发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著降低其债券信用利差;其次,同国有企业相比,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本文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减少债券信用利差这一理论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债券融资成本的角度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财务绩效提供了实证证据。     

信用评级可信吗:基于股票错误定价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信用评级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信用评级和高信用评级的公司股票错误定价水平较低;金融脱媒、产权性质与企业战略差异度显著影响信用评级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信用评级在金融脱媒程度较高的宏观环境下、产权性质为国有以及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中对股票错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信用评级具有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盈余管理,修正了股价偏离价值的程度;信用评级等级则是通过提高投资者关注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了股票错误定价。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也为信用评级监管提供了理论证据。     

中国制药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评价--基于2009~2013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证据

本文基于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从公司治理、披露情况、环境绩效指标、环境支出、环境现状、自发环保行为六个维度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对沪深两市制药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制药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整体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但呈提升态势;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分布不平衡,披露水平具有层次性;行业间披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西药企业披露水平相对高于中药企业。研究表明,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规范、完善的环境统计制度,是提高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基本保障。     

信用评级质量检验机制探讨——基于评级结果与债券定价一致性的视角

评级质量是评级机构的立身之本,研究如何有效识别、判断评级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建立健全信用评级质量检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谇级间接一致性检验问题,从利差检验法着手,对853个信用债样本进行方差分析,并引入先验对比检验和趋势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不同信用等级对应的债券利差存在显著性差异,且信用利差与信用等级呈...     

影响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价格的模型外生因素研究——基于信用利差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影响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价格的模型外生因素,并基于信用利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标的主体财务杠杆率的变动、公司股权的波动率、标的债券的久期,以及标的主体的总资产规模均对债券的信用利差有显著影响,进而直接影响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价格。一个重要发现是,与经典的信用风险结构化模型的解释相左,中国市场上的债券久期与其信用利差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们认为,合理解释是,此现象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行审批机制有关,在中国市场,信用评级高、还债能力强的公司更有可能通过长期债券的发行审批。     

信用评级变动能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拥有主体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财务错报在未来被重述这一场景,检验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否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研究发现,评级机构在发债企业财务错报年显著下调了主体信用评级,而在重述公告发布年没有上述现象,这表明主体信用评级下调反映了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当期财务错报涉及盈余时,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幅度更大,说明评级机构更加关注与盈余相关的财务信息。机制分析表明,评级机构维护自身声誉是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够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的主要机制。此外,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还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负面反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主体信用评级变动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揭示了主体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也对理解中国情境下评级机构调整主体信用评级的行为动机提供参考。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现了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遵守和执行,同时增加了公众对上市公司行为的了解;反过来,这将促使上市公司改变他们的一些行为。本文在给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定义的基础上,采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年报和独立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证明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颁布及实施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同时研究验证了公司治理具有增强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债估值识别了债券信用风险吗？——基于跳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实证发现:第一,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第二,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被稽查的可能性。同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也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企业管理者违规;第三,这一抑制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以及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第四,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影响企业违规的机制包括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五,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     

短期融资券评级有用吗？

短期融资券是由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作为一种融资性的无担保商业本票，短期融资券的信用风险客观存在。本文讨论了我国短期融资券市场的发展，并通过对短期融资券级别与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分析，来为短期融资券评级的作用提供实证证据，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与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差别。     

信用债发行利差影响因素探究

本文以2007年至2013年发行的3370只信用债为样本,从债券特征、市场状况和承销商声誉角度探讨了影响信用债发行利差的主要因素.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当前信用债评级普遍偏高的情况下,信用评级仍对债券的发行利差有较强解释力.信用债的发行规模越大,发行期限越短,其发行利差越低.企业选择在市场状况比较平稳时发行债券,有利于降低发行利差.在当前情况下,承销商声誉对信用债发行利差的解释力还比较弱.     

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向政府、社会公众传递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情况的重要方式。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是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决定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披露载体和披露方式两个维度衡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探究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定性披露呈负相关,与单独披露程度和定量披露呈正相关;外部环境管制压力相较于内在企业声誉动力对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管制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更显著,而提高企业声誉的激励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本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质量的实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市201家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沪市的201家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近三年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近三年环境信息披露的总体状况很差,但披露水平在不断提高。实证分析还发现,公司规模、公司绩效、法人股比例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而资产负债率、直接控股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及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     

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能有效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主要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这一路径对企业信用评级产生影响。考虑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影响,将总样本分为高声誉组与低声誉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正向作用以及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只在高声誉组中成立,即高声誉的评级机构更关注分析师通过媒体传递的信息,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研究结论拓宽了外部信息环境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补充了证券分析师和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外部治理作用,丰富了评级机构声誉治理机制的研究。     

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基于债券评级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至2015年期间公司债券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数据和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数据,本文研究了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获得高信用评级的概率与其环境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环境信息传递出公司的特质风险、盈余持续性以及盈余质量等信息,从而影响评级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具有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公司中更显著。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公司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配对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可通过影响企业信用评级降低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和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污染行业中显著更强。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拓展环境信息披露对市场中介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认识非财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重要参考。     

隐含波动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预测能力研究——来自上证50ETF期权的证据

本文以2015年2月至2018年3月在证券交易所发行与交易的一般公司债券为样本,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信用等级来研究上证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隐含波动率对不同评级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显著且为正,隐含波动率可以用来预测公司债信用利差。借助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检验隐含波动率是否能够包含经济运行态势的信息,评估上证50ETF期权的定价效率,也可以为投资者对冲信用风险提供一种新策略。     

信任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