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一个纳什均衡模型分析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日益成为中美两国竞争、争夺与博弈的战略性领域之一。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中美汇率交锋的完全信息且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认为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属于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均衡汇率水平取决于中美双方各自耐心系数的大小。谁的耐心系数大,最终的均衡汇率就对谁有利。因此,面对美国抛出的人民币升值论调,中国除了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高金融话语权以外,还应坚持"汇率调整以我为主"的原则。     

中美汇率博弈的根源、过程与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人民币汇率正日益成为中美两国彼此竞争、争夺与博弈的战略性新领域之一。政治选票说、贸易争端说、国家战略说、债务稀释说和利益集团说相继成为解释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的内在根源。中国的应对之策是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适度波动,进而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博弈论分析

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持续已久,本文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中美两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选择.从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考虑,经过反复博弈,美国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逼迫只是一种威胁,中国政府会选择让人民币缓慢升值.     

人民币汇率重要吗?——中美双边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讨论中常常被作为攻讦对象。本文运用1995-2009年月度数据,基于贸易引力模型,通过经典的时间序列分析工具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及其它相关因素对中美双边贸易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本文发现:相对于中美两国的实体经济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很小;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符合"J曲线效应"。另外,加入WTO对于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修正的广义货币模型的人民币汇率决定研究

本文在广义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贸易品与非贸易品占比来构建一国的汇率决定模型,利用中美两国的季度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相对收入水平的上升是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因素,而相对货币供给、相对利率水平以及相对贸易品与非贸易品占比的增加会导致汇率贬值;短期内,当汇率偏离均衡点时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会促使其向均衡汇率移动,短期波动主要由自身造成,国名收入、利率水平、货币供给量和贸易品与非贸易品占比造成汇率波动的能力依次由高到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利率改革以及如何保持汇率稳定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假如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怎么办？

随着中国GDP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利器。如何看待这场汇率之争，人民币汇率最终会何去何从，广大的涉外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探析——兼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

当前中美贸易失衡持续保持高位,人民币汇率水平承受着巨大争议。本文在回顾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美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化、中美两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差异、中美两国的储蓄率差异、国外对华投资、中美产业结构差异等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美单位劳动成本差异、中美储蓄率差异及对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顺差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因此应正确对待劳动力成本上升、鼓励消费、改善中国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经常项目统计系统。     

协调推进中国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

正中国汇率改革轨迹2012年以来,贸易顺差收窄、美国经济复苏带动美元可能中长期走强、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比例下降均表明,中美汇率可能接近均衡;另外,欧元持续弱势,人民币兑欧元存在升值动力。因此,扩大人民币兑不同国家的汇率弹性有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是下一阶段推进汇率改革的现实选择。中国汇率改革的历史经验     

中美利率及汇率相关性分析——基于利率平价模型

本文以探究新时代中美利率与汇率相关性为目的,从利率平价理论出发,通过对中美两国最近九年的利率与汇率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中美利率和汇率联动关系有所加强,但从整体来看联动关系依然不足。据此提出政策建议: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积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合理安排金融改革次序,切实加强各国国内政策的协调一致和国际间的共同合作。     

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美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两国贸易形成了大量的差额。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给两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日益引起两国的高度重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大做文章,意图让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并以此不断向中国施压。本文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产生的原因,指出美国对于失衡原因及汇率原因的不足之处,并分析了国际分工、贸易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储蓄率差异和美国出口管制等实际因素。此外,本文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Regional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We exploit differences across U.S. states' exposure to trad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exchange rate on economic activity. Across states, trade-weighted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tate exports, reduced state unemployment, and higher state hours worked. The effects are particularly strong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slack. A multiregion model with interstate trade and labor flows, calibrated to match state-level trade data and migration flows, replicates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unemployment. The high degree of interstate tra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mitting shocks across states in the first year, whereas interstate migration shapes cross-sectional patterns in later years. We use the model to study the regional effects of tariff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del suggests that a 25% Chinese import tariff on U.S. goods would be felt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even in states with small direct linkages to China, raising unemployment rates by 0.2 to 0.7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short run.     

中美双边汇率对美国消费价格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人民币升值的价格传递效果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已有学者利用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关国对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等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极低的结论。本文选择美国与我国贸易品相关性较高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利用2005年7月至2008年10月之间的月度数据，采用Johsen＆Juselius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期间中关双边名义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发现中关双边名义汇率波动对美国消费物价的影响是显著的，长短期传递系数分别为O．1871、0．1917，并在此研究中得到几点政策启示。     

Exchange-rate volatility and industry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Malaysia

Previous research that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the trade flows of Malaysia concentrated only on the aggregate exports of Malaysi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we first concentrate on the trade flows between Malaysia and the U.S. After showing that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has neither short-run nor long-run effect on the trade flow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disaggregate the trade data by industry and consider the experience of 101 U.S. exporting industries to Malaysia and 17 U.S. importing industries from Malaysia. While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seems to have significant short-run effects on the trade flows of most industries, short-run effects translate into the long run only in a limited number of small industries.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看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管理

美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作为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债券持有者仍然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债,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与美元挂钩,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主要以美元结算以及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期内无法改变均导致外汇储备被动积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一旦我国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将引起全球外汇市场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并最终危及我国在美金融资产安全。美债危机表明我国经济对美国高度依赖,并凸显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对高额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人民币升值能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吗——基于汇率不完全传递视角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而提出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之间的逻辑悖论关系,然后在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基础上,从市场势力和跨国公司行为、通胀环境、央行货币政策等方面深入剖析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要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美国应改善内部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中国也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华出口管制及其发展趋势研判

出口管制政策是美国为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外交政策所采取的经济手段之一。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原则有国家安全原则、外交政策原则和短缺物质原则等,出口管制政策的措施主要有许可证审批、商品管制清单和国别分类组等内容。影响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未来发展的因素众多,如中国经济崛起、台海局势及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等,短期内美国不太可能放松直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既损害了美国自身经济贸易的发展,也损害了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其实质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     

探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及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分析不断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和影响，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交代了研究背景，通过一些数据介绍了美中贸易逆差的现状，批出研究此问题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分别采用国际收支平衡原理和要素禀赋定理两种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美国的国内政策是造成美国经济项目赤字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同进批出了一些流行说法的纰漏之处。可以看到，在全球储蓄结构巨大失衡情况下，单单通过削减美国财政赤字或通过人民币升值，都不有解决巨额美中贸易逆差。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中美双方的政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