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波动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预测能力研究——来自上证50ETF期权的证据

本文以2015年2月至2018年3月在证券交易所发行与交易的一般公司债券为样本,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信用等级来研究上证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隐含波动率对不同评级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显著且为正,隐含波动率可以用来预测公司债信用利差。借助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检验隐含波动率是否能够包含经济运行态势的信息,评估上证50ETF期权的定价效率,也可以为投资者对冲信用风险提供一种新策略。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债估值识别了债券信用风险吗？——基于跳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基于公司债信用利差的经验证据

立足于我国股份回购制度重大修订以及债券市场债券违约潮的现实背景，以公司债信用利差为研究视角，考察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有正向影响，说明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份回购是通过“风险防御”效应中的信息风险传导使得公司债信用利差增大。公司治理水平越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这种溢出效应越明显。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在《公司法》修订后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研究提供了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也为监管部门制定债权人利益保护政策提供了参考。     

我国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分析

从2014年4月"超日债"违约起,债券信用风险问题频繁。本文以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间在交易所交易不含权公司债券为研究样本,风险信用风险因素、流动性风险因素及宏观风险因素等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分析发现,信用风险因素、宏观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而流动性风险因素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司债信用利差

本文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倡议对微观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对于非支持企业,“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显著降低支持企业的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通过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券市场反应,我们发现相比于非支持企业,支持企业在倡议提出后有显著更高的债券累计超额回报率。(3)进一步检验后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来实现。并且,政策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重点对接行业以及重点对接省份的企业。(4)“一带一路”倡议还对公司债一级市场的发行表现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倡议实施之后,受倡议支持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其一级市场发行利差下降幅度更大,且包含的担保条款以及限制性契约条款显著更少。本研究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债券市场的政策效应,对未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资金融通效率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机理研究

借助公司债的结构化定价理论和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机理。利用Merton的结构化模型剖析了公司债信用利差的理论影响机理。进一步,以无风险利率、收益率曲线斜率、流动性、剩余期限、到期收益率波动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风险利率、收益率曲线斜率对公司债信用利差影响显著,流动性因素对公司债利差解释能力较弱。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城投债定价

由于1994年《预算法》限制了中国地方政府凭借自身信用发行政府债券的能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的方式发行了大量城投债券。虽然城投债被普遍认为是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但隐性担保主体认定尚未有共识。本文通过加总地方政府下属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总额的方法,构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指标,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对城投债一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影响,进一步探索市场对城投债隐性担保责任主体的认定。研究发现,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高的地方城投债信用利差偏高,并且这种影响随政策以及宏观形势而变化。自滇公路违约函事件后,投资者在城投债定价中开始普遍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的信息;而在43号文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措施后,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率开始成为城投债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这说明投资者认可的地方隐性担保的责任主体是随时间变动的。     

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较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面临着较高的收集信息的费用,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推高发债企业的信用利差。本文对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中国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     

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公司环境信息吗?——来自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环境信息与信用评级、信用利差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债券市场中是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回应。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评级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显著性仅存在于环境绩效水平较好的上市公司;总体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债券信用利差的负相关关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细分后,在环境绩效水平较优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而在环境绩效水平较差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负债成本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失信风险传染会影响债券定价吗？——基于担保网络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债券定价研究中不仅应该考虑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还应该考虑相关网络组织的传染风险。本文基于43万笔非金融企业间的担保数据,构建了企业信用担保网络,发现失信风险作为一种广义的信用风险,在担保网络中具有传染效应,该传染效应能够影响债券的信用利差。企业的失信行为产生了三类传染效应,一是直接传染效应,无论是发债主体的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还是被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都会引起发债主体的信用利差上升;二是局部感染效应,如果局部担保网络中失信主体的占比提升,可能引起投资者对发债主体的“团体处罚”,导致信用利差上升;三是全局扩散效应,失信信息沿担保网络向整个市场扩散,导致债券信用利差上升。从企业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主要受微观的直接传染效应和中观的局部感染效应影响;而国有企业主要受全局扩散效应影响;被担保人的失信风险对两类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失信风险传染效应会降低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其中局部感染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借款融资额下降,全局扩散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债券融资额下降。     

市场中介声誉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2016年以来的债券违约潮引发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在自产定价中所起的声誉效应的关注.已有文献探讨了市场中介声誉与IPO抑价的关系,但关于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2009—2019年的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所起的信息效应和担保效应是存在的,且担保效应的作用更大;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市场中介声誉的作用有所差异.声誉良好的证券公司既可以起到事前抑制企业盈余管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又可以在事后管控违约风险,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只在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方面作用明显.     

城投债的担保可信吗？——来自债券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的评级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对城投债“双重担保”(债券的“名义担保”与地方政府的 “隐性担保”)所做反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有担保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债券评级,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却无显著影响。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债券评级市场“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下,评级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合谋导致了债券的发行评级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债券违约风险,从而机构投资者只能依赖其内部评级体系对此进行纠正。这种现象的存在让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评级机构普遍面临信任危机,同时也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     

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风险的传染效应与控制机理

本文基于2014年1月-2020年9月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与一级市场信用利差省级月度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公司债违约风险传染效应.发现:(1)公司债违约风险在公司债市场内部传染并产生结构化定价效应,区域商业银行投债机制、政府兜底机制是重要的风险中介传导机制;(2)不同类型、信用等级、区域的公司债发行价格不同程度地受违约风险事件影响;(3)公司债违约事件所具有的特征也会影响公司债市场发行价格体系.     

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债券信用风险估价——基于2008-2011年中国企业债券数据

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因为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推高企业债券发行者的信用利差。本文利用2008年12月3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中国非上市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我们发现,企业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本文构建了包含信息不对称的企业债券信用风险估价模型。与传统的BS估价模型相比,本文构建的估价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实际信用利差。     

信用利差指数开发的方法研究

构造国债收益率和公司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即信用利差指数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为券商和债券投资者提供债券定价依据,还可以度量发债公司的平均信用水平,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提供参考.基于多项式样条、指数样条和Nelson-Siegel模型等不同收益率曲线的构造方法,构造了信用利差指数,并对最优参数的估计进行了研究.     

打破刚性兑付对公司债信用风险的影响

自“资管新规”出台以来，监管部门对刚性兑付的要求进行了调整，这对于资产管理行业尤其是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以2010—2019年期间上市交易的公司债券为样本，采用公司债信用利差衡量其信用风险的方式，研究打破刚性兑付对公司债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打破刚性兑付对国有企业发行的公司债的信用风险影响更显著；相比于低信用评级主体，打破刚性兑付对高信用评级主体发行的公司债的信用风险影响更显著；打破刚性兑付之后公司债信用风险有所提升，公司债的定价更为准确，效率变高，推动了债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成为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一大助力。     

企业产权性质与债券发行定价——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0多家债券发行人的微观数据,运用OLS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产权性质对企业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具有的国有产权的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产权性质通过银行信贷外溢机制和控股股东利益输送机制间接地影响信用利差;信贷外溢机制在受资产负债率约束较强的企业中不显著,在其他企业中显著;利益输送机制在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显著,在外部环境较好的东部地区企业中则失去显著性。     

信用评级可信吗:基于股票错误定价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信用评级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信用评级和高信用评级的公司股票错误定价水平较低;金融脱媒、产权性质与企业战略差异度显著影响信用评级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信用评级在金融脱媒程度较高的宏观环境下、产权性质为国有以及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中对股票错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信用评级具有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盈余管理,修正了股价偏离价值的程度;信用评级等级则是通过提高投资者关注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了股票错误定价。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也为信用评级监管提供了理论证据。     

不确定性带来观望+期待空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

本文将债券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和信用利差两部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降低我国债券利差，具体的，增大了流动性利差，但降低了信用利差。不确定环境下，债券投资者，一方面更倾向持仓“观望”获得票息收益，使债券流动性变差；另一方面又“有限关注”于公共信息，而忽略微观个体的异质性风险，且出于政策托底的惯性思维，对政策利好报以“期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减小。该效应在熊市时，以及对国企债券更显著，但背后隐藏的风险会滞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