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汇率制度与资本跨国流动管理配合的分析

汇率制度和资源共享本跨国流动管理方式是开放经济国家面临的两个重要选择.汇率制度与资本跨国流动管理方式的不同搭配会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波动(政府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从政府损失最小化考虑,不管政府选择怎样的汇率制度,都应该让资本项目开放.     

分类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来自162个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根据三种不同标准,对资本流动进行了细分,并以全球162个经济体(1974-2010年)为样本,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组合投资资本、短期资本和权益资本流动程度越高的经济体越倾向于选择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而其余四类资本流动——FDI资本流动、其他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和债务资本流动则对汇率制度选择没有显著影响。采用Reihart & Rogoff(2004)、Levy-Yeyati & Strurzenegger(2005)、Shambaugh(2004)等不同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或者采用不同计量模型并不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     

汇率制度安排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协调

中国加入WTO后，开放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迫切。良好的竞争氛围、较低的经营成本、多样的经营策略等等，都要求中国尽快开放资本项目，融人世界经济。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了个醒：如果说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必须的。那么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就要慎重。许多东南亚国家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制度的协调问题，在冲击来临时无法有效应对，使产出和汇率等发生不利变动，最终使自己陷入了内外失衡的困境。至今还不能完全恢复。因此，如何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以增强我国的抵抗力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资本项目开放，此搭配就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政策搭配是一样的。实践证明这种搭配非常脆弱，另一方面关于现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扭曲情况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都使汇率制度改革的呼声很大。既然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是必要性，那么在不同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下讨论与之相协调的汇率制度的是相当必要。而且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希望通过分析找出一个合适的汇率制度安排以实现与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动态、有效搭配，为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一个参考意见。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以资本账户开放为背景,按照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汇率风险进行测度和管理。测度1997-2018年间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并运用GARCH-VaR模型度量我国现阶段的外汇市场风险。研究表明:整体而言,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汇率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资本管制程度较高时,汇率波动整体较小,汇率风险较低;在资本管制程度较低时,国际资本流动频繁,汇率整体波动较大,此时汇率风险较高。为降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的汇率风险,现阶段我国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汇率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管理。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策略选择和绩效评价

当各国逐步降低或消除了国际贸易的政策壁垒、实现了贸易的国际一体化后,世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就成为市场提高自身效率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但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内部市场发展程度不同,从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开放资本项目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我国是在经济转型的同时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目前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遇到了汇率制度困境,需要考虑下一步资本项目开放的路径选择。     

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探寻

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加入WT0后金融业逐步开放、资本国际流动增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已显得十分必要。从现实出发，以汇率目标区作为过渡，实行以“管理为主、浮动为辅”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应成为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须服从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必须在改革的时机、步骤等方面形成一套合理的实践原则。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蒙代尔三角”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一国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货币的主权，或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在经济垒球化过程中，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资本账户必然面临着由不开放、半开放到完垒开放的过程．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现象．我国加入WTO必将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制的选择——基于开放经济体的实证

本文使用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模型实证分析了开放经济体中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制。结果表明,面对国内利率政策、技术、国外通货膨胀、国外产出和国外实际利率冲击时,由灵活通货膨胀目标、资本自由流动和完全浮动的汇率构成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能够有效吸收冲击,减缓经济波动。相比而言,严格通胀目标制无法有效吸收国内外冲击,所以我国在开放经济下选择货币政策目标时,并不一定要选择严格通货膨胀目标,可以选择一些灵活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框架。此外,能够有效吸收各种冲击的灵活通胀目标、资本自由流动和完全浮动汇率制组成的目标体系也为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方向。     

拉美国家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拉美国家在二十世纪后三十年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普遍具有金融脆弱性的特征,产生金融脆弱性的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扭曲、条件不具备时过早地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项目、僵硬的汇率制度以及政府监管不当等诸多方面。对拉美国家金融脆弱性根源的探讨有助于中国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有序地实施金融自由化、开放资本项目市场,加强政府监管。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