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天水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西部欠发达的甘肃省天水市为例，选取金融发展的深度指标和资源配置相关指标，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在格兰杰检验意义上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来实现的。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重点放在提高金融深化程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上，从而发挥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     

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天水市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天水市为例,选取金融发展的深度指标和资源配置相关指标,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建立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在格兰杰检验意义上金融发展确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重点放在如何提高金融深化程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上,从而发挥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基于西部九省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自变量,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同时引入投资和劳动力为控制变量,运用1990—2012年我国西部九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投资和劳动力也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1978~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省市划分区域的统计口径进行划分,采用面板单位根、协整检验方法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从我国整体而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各地区之间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西部的贡献水平依次递减。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建立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西部地区金融与经济回归方程的OLS参数估计

摘要近年来，结合我国西部十二个省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剖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金融支持的研究成为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课题，本文在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西部地区实际统计资料，构造反映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单线性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1978年—2006年西部地区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统计数据，根据0LS（普通最小二乘法）原理，应用EXCEL统计软件，对被解释变量GDP和解释变量模型中的参数从资料搜集、参数计算、置信测量、相关度量、方程建立和假设检验六个方面进行估计，得出描述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单线性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从量化的角度揭示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结论。     

对我国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本文认为国内目前衡量金融中介发展的指标有待改进 ,提出了使用信贷总额指标代替金融深化指标 ,同时引入世界银行专家近两年采用的对私营部门贷款占GDP比重的指标 ,并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 ,结论证实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随后本文对这种正相关关系尝试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之进行检验 ,证明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很可能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方向为金融中介发展引致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差异研究——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2年-2007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增，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这说明在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省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31个省面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SSCI

明确省际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中金融因素的促进作用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检验方法研究我国省际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的系数大于中部地区。我国大部分省份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相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名义利率没有完全自由化,实际利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没有显现。各省的自发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各省的经济基础、技术、制度、文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基于陕西与重庆的实证对比

金融发展能否在欠发达地区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区域: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和西南地区的重庆市,进行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研究.文章利用1978-2007年的样本数据,通过ADF检验、E-G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EcM)和Granger因果检验展开实证分析.比较两地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探讨以西部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策略,以此来促进整个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     

关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定量研究的方法探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区域经济理论、区域金融理论以及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区域金融发展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均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也有比较成功的实践案例。在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的现实,不仅对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且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域。近年来,结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特点,剖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支持的研究成为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课题,探析计量经济学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具体应用,揭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探寻描述二者数量关系的方法是进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关键所在。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金融贡献差异分析——基于我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基于我国东、中、西部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金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在各区域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贡献弹性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基于这一结论,我们提出建立动态的区域金融发展协调机制,逐步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互作用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中介效应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

本文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1986-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长期而言,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都不是城市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三大地区金融发展都没有促进城市化进程。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城市化引导金融发展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具有城市化引导金融发展的短期因果关系。据此,本文最后提出了简短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采用VAR模型检验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结果显示,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变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变量间,则不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果检验的证据支持金融中介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反过来,中国经济增长也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成因.以增长效应研究结论为基础,本文初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首先采用区位熵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金融集聚程度,发现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然后采用2003～2007年区位熵的省际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银行业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明显大于证券业集聚与保险业集聚的弹性系数,而且其弹性系数呈现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最后,论文通过建立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同样得出银行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作用最明显。     

扬州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背景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扬州市1978~2014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验证了扬州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扬州市金融发展规模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则有助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呈现出"需求追随"的特征。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西部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结合西部金融发展的现状,运用西部各省市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协整估计方法,考察了西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衡量西部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内贷款与国家预算资金的比值指标和居民储蓄存款与GDP的比值指标与西部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金融机构贷款与GDP的比值指标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因此,可以得出,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国内贷款对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替代和居民储蓄存款的转化的两个途径来实现的,而贷款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促进西部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内银行部门将金融资源分配给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部门,这样使得国内银行部门就在配置资源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