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歧视、金融发展与民营企业银行借款期限结构

本文研究信贷歧视对民营企业银行借款期限结构的影响机理和实际效应,以及在我国金融发展深化的背景下,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对"产权—借款期限结构"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是影响银行信用期限的重要因素,基于产权的信贷歧视使银行对民企执行更严格的风险控制,使民企的银行借款期限结构明显短于国企,从而不利于不同产权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促进银行行为更加市场化,信用期限与企业风险的关系更加密切;金融发展弱化了信贷歧视,民营企业的借款期限结构逐渐延长,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缩小。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民营企业财务行为的优化和促进金融发展相关制度的推进。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金融错配、企业资本结构与非效率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实证检验金融错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错配引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显著增加,金融错配引致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严重,大规模企业投资过度程度加深,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不足,房地产企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金融错配通过扭曲资本结构的市场治理属性,引致微观企业非效率投资。     

董事会规模、多元化战略与企业风险承担

不确定的外部竞争环境和公司战略定位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以2005-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董事会规模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当董事会人数在不同区间下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董事会人数的增加,多元化战略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且二者存在基于董事会规模的双重门槛效应.     

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存款负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水平,这一效应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同时,银行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资本充足率门槛效应,即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时,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较低,但超过门槛值后,银行对负债结构的调整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进行主动负债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公司金融资本结构理论的视角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金融危机后被提出,相关研究对分析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关系有重要意义。但绝大部分文献缺乏理论模型研究,实证检验集中在微观层面。本文采用公司金融中的资本结构理论重新构建了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模型,证明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同时,将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作为宏观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用回归分析和VAR分析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的结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存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几乎不存在,且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均具有结构异质性。     

金融治理、企业杠杆率与融资效率——基于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良好的金融治理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去杠杆向稳杠杆过渡的重要保障.在测算了"去杠杆"政策实施以来的中国金融治理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模型分析其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提升金融治理水平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融资效率,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达到54.20％.当金融治理水平和股票市场活跃度超过门槛值后,加杠杆对融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大幅减弱,将金融结构、融资结构作为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佐证了这一发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比,改善金融治理更能促进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提高小型企业融资效率.     

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形成机制分析

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存在三种形成机制:一是基于集团发展战略而形成;二是国有企业重组上市而形成;三是民营企业借壳上市而形成。基于集团发展战略而形成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承担了节约交易成本及弥补外部资本市场欠缺的功能。但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和民营企业借壳上市所形成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则先天具有一定的机会主义特征。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税务风险、税收规避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策略,研究税务风险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税务风险的下降会减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平均而言,处理组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了约2％,且这一关系在动态条件下依然存在;在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这种抑制效应越明显;税务风险的降低会影响企业避税,进而减缓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因此,完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有助于"稳杠杆"战略的顺利实施.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应用Almeida(2004)提出的融资约束模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6年期间5702个样本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在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和金融发展对现金—现金流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企业金融化、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2—2018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金融化、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竞争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组以及国有企业组中,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均显著,但国有企业中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更强。     

国际风险冲击、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

国际风险冲击对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被显著低估。为此,选取2000—2020年国际风险数据、政府税收数据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利用MCS小样本偏差修正的SVAR模型和CMPR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国际风险、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国际风险冲击平均可以解释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波动的33%;国际风险的负向门槛效应长期存在,只要风险累积不超过最低门槛值,就不会对税收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冲击;在持续性的国际风险冲击下,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下降,有效税率与税收补偿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助推作用减弱,甚至产生反向推动。     

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吗？——基于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及A股实体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此结论。数字金融在使用深度维度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数字金融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企业金融投资具有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存在数字金融、企业杠杆、企业成长性的双重门限效应。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研究——基于98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金融开放是加剧银行业风险还是分散风险,是颇具争议的研究课题。本文借助Gygli et al.(2018)的金融开放指标,应用1999-2016年98个国家的跨国数据,检验了金融开放和银行风险承担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关系。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金融开放显著地提高了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长期"促进效应";从短期关系来看,金融开放则存在一定"风险效应"①。进一步研究发现,短期"风险效应"与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不存在关联,而与市场制度环境显著相关,即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弱化"风险效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文章支持"以开放促改革"的观点,强调完善市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证依据。     

银行市场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建立破产风险指数和不良贷款风险等两个冲击模型分析市场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自2006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在波动中不断降低,于2010年发生"拐点效应",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开始下降;银行市场结构对破产概率和不良贷款等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中国银行业风险承担会因市场集中度增加而上升,因竞争性势力增加而减小。进一步强化银行业的竞争氛围应有利于降低风险承担;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减少经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非正常冲击。     

区域金融发展、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2003—201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区域金融发展程度和企业集团内部融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以及区域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1)国有企业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并没有起到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2)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内部资金管理能力,民营企业集团所构建的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本配置功能;3)对于国有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对区域金融市场不具有功能替代效应;4)而对于民营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对区域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功能替代效应,内部资本市场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能够更好地发挥融资功能。     

银行利润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发展视角

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5～2021年省域层面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水平下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存在单门槛效应，在适当的金融规模和合理的金融结构下，银行利润增长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规模或金融市场规模占比过大，银行利润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金融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金融效率的持续提升，银行利润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