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该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产出吸引、制度演进与增量改革的产权边界——基于中国制度演进路径的动态考察

制度演进理论将制度变迁行为归结为制度主体对环境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在完全信息和缺乏外在约束条件下,制度将会按照某种方式向最优的均衡路径逼近。但是,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实体的制度兼容性以及转轨经济面临的产权、效率约束都会改变制度演进的路径和结果。根据Barro(1991)和Skott(1999)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制度的动态演进方程,文章对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制度演进长期均衡路径进行了考察,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制度演进图景。同时,运用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文章考察了模型对中国经济制度演进路径的解释能力。     

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

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都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否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指标。本文对国内外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之上运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实证结果说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的福利损失,因此将通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对提高中国的经济福利水平是有利的。     

退耕还林政策选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我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

在我国加入WTO后,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将农业保险及其补贴政策作为促进农业发展和稳定农民收入的替代性政策。然而,农业保险制度可能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本文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现行农业保险制度与农户农用化学要素施用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化肥、农药、农膜的施用决策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的影响不尽相同;同时,农户农业保险购买决策对其化肥、农药、农膜的施用行为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影响。此外,本研究也表明了在我国现行“低保费、低理赔”的农作物保险制度下,鼓励农户参保并不会给环境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

本文以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以及中央政府基于公司规模和行业特征采取的"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最终控制人政府级别、政府持股比例以及政府持股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可能由低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低;并且,大规模公司、管制性行业公司更可能由高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高。但在政府持股方式上,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并不稳定,而大规模公司由政府直接持股的可能性更小,并且管制性行业与非管制性行业公司无显著区别。这些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级别和持股比例上)——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而国企改革策略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公司的政治动机。上述结论在剔除深圳和上海地区公司以减轻样本特殊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

本文假设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函数,然后同其他回归变量一起检验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使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估计。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第一,总体而言,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存在收敛,随着人均GDP的收敛,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但收敛的速度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第二,不同西部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使用效率是收敛还是发散存在差异。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要鼓励和引导各地区充分利用能源禀赋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差异进行合作,走能源节约型的可持续的区域平衡增长道路。     

通货膨胀实时预测及菲利普斯曲线的适用性

本文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基于多种退势方法的产出缺口最终估计、准最终估计和实时估计序列,分别构建了四类预测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分析了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和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通胀预测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出缺口在通胀预测中的作用及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胀预测中的适用性。研究结论表明,通胀率的实时预测效果要明显比基于最终数据的差,其中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实时预测精度的影响大于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尤为重要的是,尽管在最终数据的预测分析中,产出缺口的引入能够提高通胀率的预测精度,但是在实时预测中,产出缺口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通胀实时预测中并不适用。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组合选择——基于外汇储备循环路径的内生性分析

本文从中美两国经济的本质性差异出发,通过刻画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循环路径",构建了包括央行、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斯塔克尔伯格及古诺模型,进而模拟出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对本国经济的间接贡献、合意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以及最优外汇储备投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风险资产的规模将影响外汇储备间接转化为美国对中国FDI的比例。同时,中国央行外汇储备规模及投资策略对危机时期的反应不足。改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的主要方法包括降低居民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居民消费,以及大力发展中国金融市场,降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     

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吗?

我们发现东亚主要经济体普遍存在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现象,初步分析表明这与各经济体的经济转型有关,我国转型期以来比较剧烈的总消费波动应主要归于居民消费行为的转型:(1)以1990年为界,我国居民总消费自经济转型以来的前一个时间段中波动比较剧烈,之后则趋于平稳。进一步地,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而后推进到城镇,相应地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在两个时间段中的波动幅度也出现了明显差异;(2)消费的剧烈波动往往出现在转型早期,在转型后期大部分东亚经济体的消费序列开始变得平稳;(3)耐用品不能解释我国消费的大部分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