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学结合教学理念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

为了探索适合高职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本文就研学结合教学理念的内涵、实施路径、特征和目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并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进行试验。结果显示教学效果良好，教学质量得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提高，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增加，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专业训练和实践打好基础。论文最后就研学结合教学理念在微观经济学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探索和努力地方向。     

外资进入、竞争与性别就业差异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文章基于2004-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了外资进入是如何通过竞争效应对企业性别就业差异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外资进入程度越高的地区与行业具有越低的性别就业差异，外资进入程度每增加1%，我国内资企业女性就业份额将会增加0.0407%，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抽样偏倚、不同外资范围的界定、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程度衡量标准和控制内生性后依然十分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外资进入通过提高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来促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雇佣更多成本较低的女性劳动力，进而降低性别就业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对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其对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群体影响最大。文章结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将有利于减少性别就业差异。此外，文章也为研究外资进入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     

我国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原生境保护区建设现状、问题及未来的思考

我国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面临着环境污染、人类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各类违法活动的侵蚀和破坏,建立原生境保护区是保护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对当前威胁我国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面临的四大因素(自然灾害、农业活动、经济发展、违法活动)的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现有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建设的法规政策体系以及保护区建设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保护区建设的几点建议。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保护区土地权属界定、保护区建设内容限定过窄、忽视保护区管理机构能力建设、对保护区周边农民权益保护不够。为了提高保护区建设工作,文章建议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以下几个问题:统筹协调行业部门之间的权属差异,重视农业野生植物异位保存工作,修订完善保护区建设技术规范,兼顾保护区民众利益。     

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煤炭业之法律环境分析

煤炭是印度现今主要的工业生产能源,煤炭业的发展决定了印度包括电力工业在内的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从而对印度整体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印度煤炭储量丰富,但囿于国内煤炭产能不足,印度于2012年颁布外资政策允许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印度煤炭产业。这对中国企业来说,一方面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本文将从印度的煤炭业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印度煤炭法律规范以及与外国投资相关的市场准入、税收、劳工等法律与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对地方政府的作用、征地程序等其它重要相关影响因素进行风险识别与分析,以期针对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煤炭业的法律环境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为相关投资项目形成具有可行性的分析意见,成为投资决策的参考依据。     

近44年关中夏季分级雨日及降水量的变化特征

[目的]通过对关中地区夏季雨日(量)进行分级研究,更深入地了解关中夏季降水变化特征及各级雨日(量)对关中夏季降水变化的贡献大小。[方法]利用1970~2013年关中地区44个气象站逐日降水资料,采用趋势分析法,Mann-Kendall检验,t-检验和GIS技术等方法对关中夏季不同等级雨日和雨量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1)关中多年平均夏季雨日空间分布均为西多东少,西北部塬区和山区丘陵多于平原,各等级雨日和对应雨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相似。(2)近44年关中夏季总雨日、小雨日(量)和大雨日(量)均呈减少趋势,夏季降雨总量、中雨日(量)和暴雨日(量)均呈增加趋势,但线性变化趋势均不显著。其中小雨日(量)和大雨日(量)分别在1989年和1985年发生突变性减少,中雨日(量)在1978年发生突变增加。(3)单站分析表明关中夏季总雨日除咸阳大部外多数呈负趋势,夏季降雨量除渭南大部外普遍为正趋势。其中大部分站点小雨日(量)和大雨日(量)为负趋势,减少显著的站点分布在宝鸡地区;中雨日(量)和暴雨日(量)普遍为正趋势。[结论]夏季总雨量的增加主要贡献者是中雨量增加,总雨日减少主要是小雨日减少引起。从长期趋势变化看,关中夏季降水强度有增加趋势。     

想拿世界冠军的重庆"阿甘"

——你是啥子? ——冠军. ——啥子冠军? ——世界冠军. 每当马俊才在训练中坚持不住的时候,教练姜舟就会向他喊话. 三级智力残疾的马俊才今年18岁,在重庆市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二,是校田径队400米跑种子选手,也是教练姜舟心目中"阿甘"式的人物,坚韧、执着、善良、热心. 起初,学校打算培养马俊才做失明长跑运动员的陪跑员.姜舟在训练时,要求队员围绕操场按照一分钟跑一圈的节奏跑,谁知马俊才一跑就跑了半个小时,若不是姜舟喊停,他还没有停下来的打算.从此,"阿甘"这个名字在重庆市特殊教育学校不胫而走.     

国家安全视阈下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新规制探析

当前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拓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跨境数据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跨境数据流动与国家安全价值的冲突出发,WTO规则和一些区域贸易协定均设置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以平衡数据自由流动和国家安全双重目标,但由于缺乏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有效约束,各国基于自身需求对该问题也衍生出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对此既要进一步明确WTO安全例外规定范围,构建统一的安全评估和互信机制,同时也要允许各国合理合法地实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坚持在数据本地化政策前提下,实施跨境数据分级分类监管,以寻求国家间共识,减少不必要限制,防止数据保护主义.     

地理资本视角下村级多维贫困测度及贫困类型划分*——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调研数据

[目的]精确测度村级多维贫困以及划分贫困类型,是当前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精准脱贫的战略需求。[方法]文章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的调研数据,构建地理资本视角下村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指标贡献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方法系统揭示了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贫困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1)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两端大中间小的"哑铃状"结构,贫困程度极化特征显著,区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空间分布上,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从渝东北、渝东南分别向渝西地区逐渐减轻的特征,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2)重庆市贫困村贫困类型主要分为单资本缺失型、双资本缺失型、三资本缺失型、四资本缺失型4个类型,其占比分别为9.07%、20.27%、66.91%、3.75%,三资本缺失型是最主要的贫困类型。[结论]重庆市贫困村致贫因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各自的贫困特征,因地制宜地开展差别化的帮扶工作。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力争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     

基于行为—结果—反馈的粤西北山区“十二五”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及低效因子诊断

[目的]弥补现有绩效观的不足,提出并解析了基于行为—结果—反馈的土地整治绩效评价内涵,开展粤西北山区"十二五"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及低效因子诊断。[方法]从实施行为、效益结果、调查反馈3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量化评估绩效水平并诊断低效因子。[结果]粤西北山区各县市在组织实施、综合效益和调查反馈方面各有不足,"十二五"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水平总体有待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结果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罗定市绩效值最高,绩效水平为良好;英德市、蕉岭县、南雄市、仁化县的绩效水平为中级;郁南县、龙川县、始兴县、云安县的绩效水平为低级;对于粤西北山区大多数县(市),实施行为作为首位低效因子,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的贡献度最小。[结论]基于行为—结果—反馈的绩效观,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的绩效评价,能够客观衡量研究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水平。增加田间道路建设、提高土地流转面积、加强专项工作经费落实对于提高粤西北山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平具有普适性。     

Institutions and Work Incentives in Collective Farming in Maoist China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assumes widespread shirking and in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collective system in Maoist China, and attributes these problems to egalitarianism in labour remunera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labour supervision. Drawing on interviews with 131 former production team members from 16 province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issue of work incentives by placing it in a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in which 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tate extraction, as well as in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indigenous social networks, communal norms and collective sanction, interacted with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local geographical, demographic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to constrain and motivate Chinese villagers participating in collective production. The complexity and fluidity of this context gave rise to a multiplicity of patterns of peasant behaviour in team farming, which accounts for the contrasting performances of rural collective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peri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