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雇佣保护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吗？

以2004-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研究雇佣保护对企业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雇佣保护程度越高,企业并购可能性和并购规模越小,且这一关系在劳动密集度较高、受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中更强,表明雇佣保护通过降低并购整合收益和限制并购融资能力两种机制对企业并购决策产生影响。通过考察并购经济后果,发现严格的雇佣保护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并购利得的实现,进一步佐证了主要研究发现。     

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下联盟网络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产学研协同创新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切入，利用371份联盟网络企业调查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结构方程和层级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协同能力可由企业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四类主体构成的二阶四维变量表示;联盟网络嵌入正向影响企业协同能力和创新绩效;协同能力在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刚性负向调节协同能力与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结论可为嵌入在产学研联盟网络中的企业如何与外部主体有效合作以提升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借鉴。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