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标准如何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流和信息传递效率变得愈发重要，而标准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措施，但却存在遵从成本。那么，标准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9～2020年国家—行业层面的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标准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GVCR)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第一，总体来看，标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GVCR,更换度量指标、不同固定效应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第二，中间品种类效应和中间品质量效应是标准提升出口GVCR的重要机制，但中间品种类效应的促进作用极易被国外中间品价格下降的作用稀释甚至覆盖，导致其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不显著，而中间品质量效应的促进作用则不受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对深入认识中国不同类型标准的作用，以及针对不同国情组合使用标准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推手，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11—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加剧银行业竞争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渠道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这种作用具有异质性，表现在失信环境越好、教育水平越高及城市规模越小的地区作用越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的作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数字经济的应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创新类型、政府支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不同创新类型因技术含量不同,对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也不同。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需要结合地区实际技术条件,正确处理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发现:(1)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没有显著影响;(2)政府支持可以促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促进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3)在技术基础较弱地区,政府支持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引导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不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在技术基础较好的地区,以财税优惠为主的政府直接支持,难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甚至产生消极影响,市场引导的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采用发明专利和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采用非发明专利和非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基本上得到了稳健的估计结果。因此,破解中国技术创新困境,关键在于结合地区技术条件实际情况,分别通过政府支持与市场化改革引导不同类型的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形成创新驱动。     

税收激励、研发支出与出口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改革的聚束分析

推动企业研发是加快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改革，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外部激励，及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通过整理2007—201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企业研发支出等财务信息，并核算中国海关数据中的出口产品质量等企业出口绩效变量，发现在最低研发密度认定门槛右侧存在显著的企业数量堆积现象。本文进一步采用聚束分析法（Bunching）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该税收优惠政策显著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促使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推动出口额、产品种类和国内增加值率显著增长，夯实了企业研发的出口规模效应。采用次优的操纵区间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还表明，“一刀切”的认定标准造成了财务操纵空间，对于处在税收征收力度较小地区以及没有隶属关系的企业，虽然账面上的研发支出有所增加，但财务操纵动机阻碍了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等研发互补性资产的配套，进而损害了该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口绩效提升效应。本文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改进和执行提供了理论参考。     

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面临的挑战、路径与对策

自主可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内在选择。在重新界定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统计数据对中国现代制造业体系自主可控水平的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环节，导致制造业整体技术自主水平较低；第二，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自主可控水平较高，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安全；第三，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部分资源密集型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的风险；第四，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面临着低成本优势丧失、创新尚未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国竞争、逆全球化、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内部和外部双重因素叠加带来的严峻挑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的实践路径应以科技自主为核心、安全可控为关键、数字化转型为抓手。     

减税与退税并举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新动源吗

本文从产品层面增值税税率视角测度了“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强度，并采用2002—2013年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利用双向高维固定效应模型验证该政策对企业内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和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与退税并举”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助推了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扩张；随着产品距离的增加，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数量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加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同样促进了产品出口目的国扩展边际的扩张。总的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源。     

望子成龙、机会不平等与生育意愿

文章认为，我国的低生育意愿嵌入在“望子成龙”的文化背景和机会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中；子女的成就会给居民带来荣耀和满足，但由于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付出同等努力程度后子女却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成就或回报；这时，由于子女成就的不确定性，生育意愿将受到抑制。不仅如此，从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抑制效果看，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社会必要养育成本和收入水平均对该抑制效果有重要影响。基于CGSS等数据，本文对系列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机会不平等显著抑制了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在更换模型设定、重新测算机会不平等和采用工具变量法等检验后，证实两者存在稳健的因果关系；（2）从影响渠道看，机会不平等会降低预期子女成就，进而抑制居民生育意愿；（3）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越高，意愿生育水平越低；但即使降低了社会必要养育成本，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仍存在，甚至在社会必要养育成本较低时，其边际作用更大；（4）从其他调节变量看，工资收入提升可缓解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而家庭对子女成就的重视程度则加剧其抑制效果。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生育意愿偏低的特征事实，并拓展了对机会不平等及其影响的研...     

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与居民获得感提升*——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意图是通过弱化要素流动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本文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个角度构建政策措施指数，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可对等地提升居民获得感，行政措施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政策措施。（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3）区域一体化政策中的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通过引导资本形成扩散效应能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渠道。     

智能制造与绿色发展：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引入包含机器人、污染、能源等要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逆概率加权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能显著降低企业排放强度，减少排放量。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不仅提升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强度，还通过减排技术效应，减少每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量。此外，内资企业、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内陆省份机器人应用的污染减排效应相对更大。本文为中国实现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产出和通胀影响的水平效应和波动率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和局部投影模型冲击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在“三重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要实现“稳增长”和“防通胀”在水平值和波动率上的“双重稳定”,既要保持适度经济增速，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快速上升，还要防止产出和通胀波动形成的经济风险。为此，文章使用了局部投影方法和VAR模型方法计算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函数，以此刻画货币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和波动率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具有水平值上的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而提升通胀波动的冲击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也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率和通胀波动率的双重稳定功能。因此，当前货币政策操作仍然要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以此实现货币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功能。